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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坷人生 终遂心愿

作者:范松荣 来源:校友回忆录 添加时间:2017-08-29 14:39 阅读次数:

    

  古稀之年,回忆人生,历历在目,感慨万千。虽然有些坎坷,但柳暗花明,终遂心愿。比起那些先我而去的亲人、朋友、同学、同事,我是非常幸运的,更不要说那些为革命、为国家做出卓越贡献又遭迫害的人了。人的一生从理论上讲应该掌握在自己手里,但又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如家庭、国家、社会、机遇等等。有些是可以控制的,有些是难以抗拒的。在同样情况下,有的可能倒下了,有的站起来了,甚至成就一番事业,这就因人而异了。

     我出生在抗日战争前夜。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为了躲避日本强盗的蹂躏,到处逃难,有家不能回。从一生下我,父亲便举家随单位避难外迁,把我扔在乡下一位乡亲家。虽说这个家生活艰苦,每年青黄不接时(即新粮下来之前)要吃糠咽菜,有时还要向亲友借粮才能度过饥荒,但因为年龄小不懂事而无忧无虑。我不知道自己还有亲生父母,因为一直没有见过面。12岁那年,工作在金华的父亲把我接到身边,我才第一次认识亲生父亲,并开始正规上学读书。解放前夕,父亲病退回到湖州老家。新中国成立那年我小学毕业,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无法供我继续学业。幸运的是,我依靠申请国家助学金,艰难地读完了初中、高中。

     1955年我高中毕业准备考大学。听说考理科的人多,我认为考文科也行,但学习费用如何解决?正在迷茫之际,班主任带来一个好消息:大连海运学院的老师专程到我们这里招生,条件要求比较高,我是被选中者之一,学校不收学费,食宿也由国家供给。这是个多么好的消息啊,我同意报考。经过统考,录取了。我和几位同学一起踏上征途,从太湖边上的浙江湖州来到辽宁大连的凌水河畔。一进校门就有不少学兄学姐热情地迎接我们,并给我们介绍专业。船舶驾驶专业将来可以当船长,驾驶着万吨巨轮遨游世界,我就学这个专业吧。就这样,我的命运与大海和船舶有了不解之缘。五年的大学生活,不仅是学习理论和上船实习,也经历了不少"运动"。如大鸣大放大字报,"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大办钢铁、除四害等等。还多次下农村抗旱、修水库。自己表现比较积极,学习成绩也挺好,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在大二就写了入党申请书,自己也在努力着,但一直是党外积极分子,入不了党,就连毕业前远洋实习也没有我的份儿,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差在哪里?可毕业时我获得了优秀毕业生称号,还分配我留校当老师,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安慰,也是对我五年大学生活的肯定。虽然分配在船艺教研室不是我的选择,但服从分配是无条件的。党和人民培养了我,叫我干啥就干啥。为了培养我的实践能力,在毕业那年年底就派我上"红专轮"实习船当三副。当年的三副管的事情可不少,业务上除了值班外,还要给学生讲课,负责船上的航海资料、航海仪器,行政上兼管账目、各种票据、粮票、油票、烟票……,社会工作方面还担任团支部书记、工会宣教、办黑板报等等,确实忙得不亦乐乎。本来是锻炼一段时间回学校教学的,可上船容易下船难,干了三年三副,干二副,负责运输装卸工作。因为是国内航线航程短,配载和装卸比较频繁,货物种类十分繁杂,货仓条件又不好,遇到的问题很多,这也为日后的远洋大副业务奠定了基础。当时的"红专轮"不仅担负实习和生产任务,每当春节期间没有实习生时就运载旅客,真是一船多用。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可谓是我们党、国家和人民翻天覆地的大动荡,当然也打破了我的平静生活。一直自我感觉良好的我,一下子被打成了阶下囚,我才真正体会到"祸从口出"的含义。我成了牛鬼蛇神,住进了"红专轮"的"牛棚"。此后就是没完没了的检查、批斗,有时还挨打。我怎么能想得通?我长在红旗下,从学校到学校,一直在努力学习、工作,要求进步,怎么会变成反革命了?可是眼前又没地方去讲理,我想到过轻生。在批斗我三天后,一位工宣队员单独对我说:"经过了解,你在学校里的表现还是好的,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既然这样,何不告诉群众组织,把我解放出来?但是没有,还是检查、批斗,久而久之,没有什么新的内容,也就习以为常了。1969年我公休后回船,造反派头头对我说,毛主席号召干部走五七道路,有的上五七干校,有的直接下乡劳动。我想,既然是毛主席号召,我哪有不响应之理?反正在船上我也是个多余的人,就当即表示,响应号召下乡劳动,我选择回南方"妈妈"家农村。当时的"红专轮"已不属于学校了,而是连船带人都交给了上海海运局大连分局。局领导还是很重视,专门派人和我一起回南方落实下放事宜。因为我从小在这里长大,大家对我都很熟悉,很快就落实了。虽然是带薪下放,但下放多长时间心里没底,一旦停薪我就要靠挣工分生活了。尽管生产队长总是照顾我做点轻活,如给队员记记工分,分配农产品,大热天烧点茶水,晚上读读报纸学习材料等,但我还是不敢怠慢,尽量和社员同劳动,对于"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有很深的体会。特别是双抢季节(抢收抢种)不是一个"苦"字就能概括的。夏天本来就是天亮得早,黑得晚,可农民们天不亮就出门,天大黑才回家。下午时候,水田里的水温很高,赤着脚难以下伸,连续插秧腰像要断裂一样。一到傍晚,头顶上有不少飞虫蚊子之类,腿上还有可恶的蚂蝗,叮咬吸人的血。有时腿脚从泥里拔出来,好几条蚂蝗在叮吮,淌着血真可怕。经过一个双抢,不管男女都变得又黑又瘦,真是"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现在的农村除少数边远地区外都机械化了,条件大不相同了。由于劳累,饮食又不匀,有一年我先后两次胃出血,还有一年我被评为五好社员。

     随着大连地区五七战士陆续返回原单位,我也被调回大连上船工作。三年时间变化很大,原"红专轮"上的水手、机匠,大部分都当上了驾驶员、轮机员,有的已是船长、轮机长了,我调回去当然还是二副。更可气的是,听说公司要接一条三千吨的新船,原定我去接,却又不让我去了,可见文革的阴影还没散去。后来经我的一位老同事推荐,我去上海参加监造三千吨油轮工作,但进展也很慢,整天往来于招待所和船厂之间,何时开工遥遥无期。

     文革后期,由于对一些管理制度和方法看不惯,并考虑到我和家属多年两地分居,看不到有解决的希望,萌生了离开公司调回家乡工作的想法。通过家属的努力,我被调动到金华化工厂。当时正值粉碎四人帮,叫我先搞大批判,过后又把我调到行政科、供销科、汽车调度室,最后调工会搞职工业余教育。

     1978年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针对当时科技干部大量流失的现象,号召科技干部归队。我也曾联系过杭州交通学校,因为该校有航海专业,而且负责人还是我们的学长,欢迎我去。但由于该校已迁往杭州郊区,家属户口不能进杭州市区而作罢。后来浙江省水产厅需要对所属大型船舶船员培训考核,并兼管安检工作等而查到我的档案,主动联系我,并答应家属等一应安排。据说联系的这位干部犯错误了,没有调成。再后来大连海运学院、大连远洋公司先后来函希望我全家迁来大连工作,我选择了回母校,因为那里有我熟悉的领导、老师和同学。1981年春节后,我们全家来到大连海运学院,我还是在船艺教研室,爱人在幼儿园从事幼教工作。本想从此安心教学工作,不料此时学校正准备接收一艘新的实习船--"育英轮",考虑到我在"红专轮"工作多年,对船上工作比较熟悉,派我去接船并任大副,这对我来说又是个考验。下放改行多年了,而且过去是跑国内航线,有20多年没接触英语,一下子从外国人手里接船跑国际航线,心里没底。但领导这么信任,我没有理由拒绝。这一次上船后再没有下船,一直干到我退休。1993年,当时管理实习船的生产处通知我下船,准备考船长。以前船长是由组织任命的,包括其他高级船员都不需要考试。为了提高船员素质,正规化管理,新规定要经过考试合格才能发证上任,而且船长要考9科。只有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我担心不行,可领导一再鼓励我,就只好试试吧。虽说学生时代有点基础,但毕竟荒废多年,压力很大,当然动力也很大。当船长是我的奋斗目标,我的同学们基本上都当了船长,特别是远洋公司提升更快,都是老船长了,我也该当船长了。由于我好长时间不看书了,那段时间真是刻苦学习,日夜奋战。功夫不负有心人,9科考试一次性全部通过,个别科目成绩更优,我的一颗心总算放下了。可是刚领到船长证书,就通知我马上去接一条外派船。中国船长还没当过就去接外派船长,哪能不担心?思虑再三,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决定在实践中学习、锻炼,从此就开始了我的船长生涯,这一年我已47岁,虽然晚了些,但毕竟是实现了我入校时的梦想。

  我的航海经历大部分时间是在实习船上。除了"红专轮",也上过"育红轮"和"郑和轮",参加了"育英轮"的接船和改装工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有幸参加了我国第一艘万吨级远洋实习船--"育龙轮"的申报、论证、设计、监造到试航的全过程。以前的实习船都是旧船改造而成,条件设备比较差,船况也不太好,不能跑远洋。随着国家经济状况的好转,交通部同意拨款建造一艘符合远洋实习要求的船舶,由我国自行设计和建造,这是第一次。我们参照国外实习船的资料,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与上海船舶设计院反复论证,提出了方案,经交通部及学院有关专家审核,反复修改达五次之多才敲定。设计完成后,在建造厂问题上一直定不下来。我们当然想尽量少花钱造好船;而船厂方面因为只造一艘船,各方面成本较高,思虑较多,最后通过招标落实在广州文冲船厂。当时该厂还没造过这么大、设备先进的船,我们监造组人员也是第一次参加监造工作,各方面难度都比较大,钱永昌部长还亲自到船厂来检查指导。在设计院、船厂、船检等各方及校友大力支持和关照下,于1989年"育龙轮"交付使用,首航香港。港航各界领导及校友纷纷上船参观,赞不绝口,非常自豪,标志着我国经济实力和航海教学设施都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也不知是过于辛劳还是巧合,在"育龙轮"还没退役时,参加监造的几位老师中已有二位过早地辞世了,我和另一位也做了心脏大手术,这当然是题外话。除了新船的建造外,有关实习船的管理方面也建立了一些新的制度,使管理提高了一步。

  船员劳务外派,是我校船务公司的一项重要工作。我先后曾三次外派,特别是第二次,印象尤为深刻。1985年,有一艘外派船是15.8万吨的超大型船(VLCC)。因为这么大的船从未干过,学校领导到公司征求意见。我认为船舶大小只是在操纵船舶性能上有所区别,其他方面大同小异。我们作为航海的高等学府,如果不敢接而推给别人不是成了笑话了吗?我主张接受。就这样船务公司组织了一套比较坚强的船员班子,最终还是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有一次我们从巴西到秘鲁再到荷兰卸货,航程较长。由于船大不能过巴拿马运河,只好绕合恩角。但从东向西,合恩角常年风大浪高,所以拟通过麦哲伦海峡。船东申请了引水(前半段属强制引水),但海峡没过半,引水要下船,说我们只申请前半段引水。如果要引下半段,还要重新申请,在锚地等待另派引水及拖轮(拖轮一方面是保驾护航,另一方面到出口处送引水员回基地)。如果在锚地长时间等引水,耽误了时间,船东租家都不会满意。据引水讲,也有船自引。从海图上看,下半段航路更窄,但我想既然别的船能走,为什么我们不能走呢?和船上几位负责人交换了意见,决定趁着白天视线还好,我们也自己走。大家各就各位,做好充分准备,协同作战闯难关。第一次操纵这么大的船,航行在两边高山、中有险滩的峡谷之中。有的航路弯度很大,迎面只见山峰不见水路,只有船到山前才见路。大家提心吊胆谨慎驾驶,还要抓紧时间,因为黑夜来临困难就更大了。天慢慢暗下来,但离出口也不远了。大家凝重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我们胜利了。不仅没有影响航程,还给船东节省了大笔费用,他们当然会满意的。说起外派,也是感触良多,同一单位全套外派有利有弊。大家比较熟悉,工作好办,但在管理上又比较难办,特别是文革后受极左思潮影响,国内一套管理方式与国外要求有较大差距,作为船长要做到两边满意真不太容易。这次外派的时间较长,长达15个月。回来后又有了特大喜讯,经两位资深党员介绍,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年己半百的我,终于实现了政治上的崇高理想。从20岁写入党申请书,到五十岁才争取到,确实来之不易,中间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在这三十年中,虽然我不是党员,但不管是学习、工作,我一直严格要求自己。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人民培养了我,不管干什么,都要有一种责任感,尽量去做好,要为自己争气,要给国家和组织争光,绝不要因为自己没做好而影响国家和组织的声誉,这是我的要求,我想也是党的要求。

  航海工作虽然很浪漫,但也有很大的风险。经常可以听到各种事故,甚至是船毁人亡的噩耗。除极少数是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外,绝大部分是可以避免的。如疏忽大意、违规违章、缺乏经验知识等等。记得我刚上船当三副时,夜间在长江口,我只顾按时定位,而忽略了避让的大事,差一点和一艘客轮相撞。一次,"育红轮"从秦皇岛运煤去宁波镇海,由于雾大被迫在舟山附近抛锚。听说上海有条船要抢先去靠泊,我为了早点去靠泊,没等雾散就起锚雾航。自己在外面瞭望,值班驾驶员也因电罗经警报暂时离开了,只有一位领导实习教师协助看着雷达。等值班驾驶员回来,发现雷达上有一条船离我们已经很近。我立即拉响汽笛,对方船也回了汽笛,我判断是在左后方,立即右满舵,只见一个黑影在距离我轮船尾20米左右处过去了,真是好险!另一次,是在接收15.8万吨大船后不久,锚泊在宁波北仑港,不了解此处锚地不佳,而且水流很急,我只是按常规拋下七节锚链,并交代值班要勤测锚位,值班二副也一直开着雷达监测。下午四点,大副上去接班,发现情况不对,就叫我上驾驶台,我看已明显走锚了。我想等机舱暖机备车,恐怕来不及了,便一方面叫大副多放锚链,一方面联系港口派拖轮协助移锚位。但港口答复因为风大,拖轮出不了港,没办法只能通知轮机长立即备车。当时轮机长在餐厅准备吃晚饭,急忙叫人下机舱。我也急了,不管车备没备好,立即要车。不一会儿,主机开动了,这时我轮与另一艘超大油轮(VLCC)距离已经很近了,对方又是摇手又是呐喊,连碰垫都准备好了,但我轮主机已动,可以操作了,避免了一起大事故。两艘超大船撞在一起可不得了,这一次大副的及时报告和轮机长破例开动主机,都是立了大功的。就在这次大风中,一艘新的外轮由于走锚撞坏了栈桥码头,新船也损失惨重。还有一次是"育龙轮"新船试航,在珠江口测速场,当时交通部、学院及船厂等有关领导都在船上,我在驾驶台一边操作,一边和旁边的人聊着天,结果疏忽了,没有调整好船位,就马上向反方向调头。当船头转到70度左右时,发现船头离岸边很近了。是不是会撞山?我问了旁边一位船长,他也表示忧虑。我想停车倒车,转而一想,由于惯性这样可能更糟,还不如顺势加速回转,或许可以转过去。我知道此处虽然离岸近,但水还是比较深的,立即右满舵前进三,再进三,终于化险为夷。在场的人都捏了一把汗。新船刚造好,万一出事,怎么得了?事后听说院长在中层干部会上又批评又表扬。类似这样的紧张局面还很多。一旦发生绝不能惊慌失措,或化险,或事故,都在一瞬间。船有风险,我个人也有过几次死里逃生的险情。除了小时候差点淹死和文革中轻生意念外,有一次在大连港,我船靠在另一船的外档。因为我家不在大连,所以傍晚出去办点事,准备回船替另一位家在大连的驾驶员值安全班。走到两船中间的跳板时,我打招呼叫另一位驾驶员回家,不料脚下的跳板突然滑下去,挂在了两船之间,我也掉下去了。下边也没有安全网。说时迟那时快,我立即转身,手臂夹住了另一船舷,没有掉到海里,如果掉下去,就不可能再上来了。当时有船员形容我像杂技演员一样,动作真快,后来他们把我拉上来真是万幸。又有一次,在锚地准备乘交通艇下地办事,当我正从舷梯往小艇上跳的时候,小艇忽然离开了。幸好一位船员眼疾手快,把我拉住了,否则也可能葬身大海了。再就是退休后,心脏搭桥手术,自己感到很严重,可心电图等检查不出来,我坚持要做心脏造影术(除非心梗当时一般不作此检查),结果发现我的冠脉堵塞已相当严重,必须马上手术,支架或搭桥。对我的情况而言,两种都有同样风险,我选择搭桥。当时大连地区做这种手术还不太成熟,虽碰巧有北京专家来连手术的机会,可毕竟还是有风险的,家里人不敢决定。我想与其提心吊胆地活着,不如碰碰运气闯过这关,生活质量会更好些,结果我又战胜了死神。中国有句古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现在确实过得很幸福。

     概括我的人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给了我一个苦难的童年;新中国培养教育我,成为一个奋发的青年;但由于文革十年浩劫,浪费了我最美好的时光,我无所作为,过了一个动荡的中年;邓小平拨乱反正,使我有机会回到航海队伍,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算是有为的壮年吧;改革开放国泰民安给了我幸福的晚年。虽然我不算富有,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贡献,每月照领退休金,丰衣足食,非常知足。知足者常乐,长乐才能延年益寿。生老病死乃自然规律,任何人都不例外。老有所为谈不上,老有所养、老有所乐总可以吧。快乐地过好每一天,争取有更多的时间看看中国的迅速崛起和享受这繁华盛世。


     范松荣:1955年考入大连海运学院船舶驾驶专业,1960年毕业留校任教。先后在"育红轮"、"育英轮"、"育龙轮"等学校实习船和外派船上任船长,并参加"育龙轮"的方案设计、监造、试航等全过程。副教授。



编辑:杨文薇     责任编辑: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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