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交通部原所属3所水运院校，学习、工作共约40余年。读书、学习在母校大连海运学院；工作分别在上海海运学院和武汉水运工程学院。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在母校4年半的学习、生活，在思想和学业上打下良好基础，使我在以后近40年的教学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在此，衷心感谢母校对我的培养和教育。
下面将我在母校学习生活和在两校的工作情况做简要回顾。
在母校学习、生活的回顾
我于1954年9月，参加全国高考后，被选送入母校，就读于船舶动力装置专业。1958年末毕业离校（毕业证书后页上注明：因工作需要提前半年毕业），在校学习、生活了4年半时间。虽然离开母校也有50多年时光，入校时是一个不足20岁的年轻小伙，而现在已是满脸皱纹，头发花白的古稀老人，可是每当想起在母校的那段日子，还是心潮澎湃，联想万千。
曾记否，有时晚饭后与同学三两漫步凌水桥边，观赏那桥下小溪中的小鱼小虾自由自在游动时，心情格外轻松愉快，紧张的学习心情当即得到缓解；在炎热的夏天，夕阳西下，成群学子结伴去学校附近的海滩游泳、戏闹，躺在沙滩上晒太阳，令人心旷神怡，留连忘返；在严酷的冬天，穿着冰鞋，在洁白如镜的冰场上穿梭，跌倒了站起来，哪怕摔得腰酸腿痛也不在话下，连续拼搏，直到收场铃声响起才走下场来，真让人心花怒放。
记得在一次除“四害”时，天还蒙蒙亮，全校师生就已上山打麻雀，大家挥舞着棍棒，且大声吼叫，可怜那树林中的小鸟吓得魂飞魄散，四处躲藏，真叫人啼笑不得。为了与当地农民搞好关系，支援农业生产，学校号召我们与农民实行“三同”（吃、住、劳动）。有一年夏天天旱时，同学们在山脚下四处寻找水源，肩挑手提给山坡上的苹果树浇水；下大雨时，给梯田修筑水坝，防止农田被雨水冲垮。在劳动中，虽然同学们手磨血泡，两肩红肿，但大家却无怨言，体验劳动艰辛与快乐。在此期间，我们吃住在农民家里，作为南方人的我，第一次知道什么是炕，并且体验到盘着腿坐在炕上啃窝窝头、喝小米粥，以及睡在炕上的滋味。
但更值得回顾的，还是教我们课程的母校老师们，他们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敬业精神，对待教学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德艺双馨的品格，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如讲高等数学课的陆子芬教授，他讲课如行云流水，板书流畅，很有吸引力，听他的课是一种享受；讲理论力学课的王珪荪教授，由于他用宁波话讲课，开始时多数同学不适应，但经过一段时间后，逐渐感觉到他的课讲得精炼，深入浅出，富有逻辑性，同学们都喜欢听；还有教材料力学课的王化民老师，讲话慢条斯理，无重复语言，黑板上的板书虽不多，但条理清晰，他从不拖堂，当下课铃声响起，他手中的粉笔也随之落下，受到同学们的欢迎。
教我们专业课的，大多是刚走上讲台的青年教师，他们是教蒸汽机课的方竹老师，教内燃机课的郑克钊老师，教锅炉课的唐克璋老师，教辅机课的浦宝康老师（他当时是中年教师），这些中青年教师他们大多虽是第一次讲课，但他们对待所担任的教学任务都很积极主动，备课认真，讲课富有激情，对学生有感染力，教学效果好，受到同学们的好评。
我在母校4年半的学习、生活中，由于受到母校老师言传身教的熏陶，耳濡目染他们的风范，对我后来所从事的教学工作，是有很大的激励和促进作用的。我在以后近40年的教学工作中所取得的一些成绩和进步与母校老师们对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我所在的35401班同学们，他们与同年级其他班级的同学一样，都是从全国各地高中毕业生中经参加全国高考而选送来校的，其中还有少数年龄稍大的，从政府机关中保送来校的称为“调干生”。因此，同学们政治热情高，思想活跃，接受新鲜事物敏锐，当时在国家提出“超英赶美”、“向科学进军”的政治口号鼓舞下，同学们都有一股为改变国家落后面貌而奋发学习的动力，我们班级不但学习氛围浓，热情高，而且在学习和生活中团结互助也很好。有一件事情使我至今难以忘怀：在二年级上学期，我因滑冰出汗过多，不慎感冒，咳嗽不止，低烧多日不退，在校医安排下，被送往大连医学院医院住院治疗，经诊断为“大叶型肺炎”。系领导和班级同学们都很关心，派胡荣常（班长）、喻自成、刘连山等同学（还有其他同学已记不清）前往医院探视。由于病情原因，需要输血，他们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身上的血液，他们离开医院后医生才告诉我，对他们这种助人为乐的牺牲精神，在此，我再次表示衷心感谢。
1957年后，由于受到国内左倾思潮的影响，母校与35401班，也如同国内其他高校，校内其他班级一样，开展“拔白旗”、“插红旗”，所谓“红专辩论”、“向党交心”、“大鸣大放”等政治运动。更有甚者，进而发动惊心动魄的“反右派”斗争，造成同学们思想紧张，人人自危，都不敢谈个人意见，坚守“言多必失”、“少说为佳”信条，在我们年级里还有几个同学被打成“右派分子”，遭到批斗，这是历史的悲剧。现在想起来真是令人痛心！不过后来听说被错划成“右派”的同学，很快都得到平反，他们中的多数人未被这种政治风暴击垮，而是坚强地挺过来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国内政治形势的宽松，同时通过这些同学自己的努力，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他们中有的成为某行业，某一领域的专家、学者，有的成为当地党政领导者，他们都为国家的革命和建设做出了贡献，作为他们的老同学，听到这些消息感到十分高兴。而且他们晚年生活过得都很幸福安康，这是值得庆贺的。
在上海海运学院工作期间的回顾
我于1958年末毕业离校，与班级其他26名同学被分配到上海海运局工作。海运局在南京市白霞路办有一所技工学校，为了培养我们这批未来的轮机员，以便更好地适应船上轮机部工作，海运局把我们派到南京技校培训车、钳工技术和学习英语，时间定为3、4个月。
第二年过完春节后，我们从各自家中返回单位，海运局人事部门决定从27名学生中抽调6名去上海海运学院筹备处报到（他们是：刘士德、滕叙允、孙多祜、韩思林、赵九洲和我。当时交通部委托上海海运局筹建上海海运学院）。
为了使上海海运学院成立有个过渡期，经有关部门批准，将浦东区东昌路中学改为海运学院中专部，我们6个人被分配到该中专部任教（其中赵九洲坚持不愿当教师，又回到南京技校继续学习）。我们五人所担任课程是工程热力学、画法几何等，同时兼任班主任。
当年9月，上海海运学院本部开始招收新生，设置专业有远洋船舶驾驶、轮机管理、船机修造和水运经济（管理）等。为了解决生源问题，一方面按国家计划正式对外招生，同时从中专部毕业生中挑选优秀者进入本部深造。当时领导把我调到本部参加招生工作，招生完后就留在本部当教师，编制在船机系并任船机教研室负责人，参与修订本系的教学计划，负责教研室的日常教学组织安排工作。在此期间还随从西安交大调来的一位中年讲师主讲的船舶锅炉课程听课和辅导任务。
1961年9月，学校开始招收外国留学生，领导又把我从教学岗位调到院长办公室任行政秘书，全面负责留学生的学习、生活及日常管理工作。首先来校学习的是10多名越南留学生，第二年又来了10多名阿尔巴尼亚留学生。这些留学生来校之前在北京学习了一年多汉语，来校后在语言沟通与听课方面一般问题不大。
由于当时国家处于经济困难时期，留学生的吃饭、穿衣及副食品供应都得向上海市相关部门，按人头申报粮票、布票和物资供应计划。不过给留学生供应的物资比国内学生要宽裕一些。
我担任留学生管理工作近两年的时间内，在我的印象以及任课教师的反映，越南留学生在各方面的表现总体要好于阿尔巴尼亚留学生。前者学习较努力，尊师守纪，生活也较简朴；后者多数来自高干家庭，且年龄偏小，有的只有十六、七岁左右，贪玩好动，学习纪律较松懈。一次老师上课点名，一名学生不按要求回答，而是突然从课桌下面钻出来做个怪相，引起全班哄堂大笑，诸如此类恶作剧时有发生。由于国家连续三年遭受灾害，经济处于困难时期，物资供应匮乏，虽然对留学生有所照顾，但还是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尤其是阿尔巴尼亚留学生，经常对伙食质量提出意见，甚至把不合口味的饭菜倒掉。
当时中苏关系仍处于紧张时期，西方国家对我国政治敌视，经济封锁仍在进行，国际形势较为复杂，国家对留学生工作很重视，视为外事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故此，按上级要求，每学期有几次定期或不定期向市高教局以口头或书面形式汇报留学生的有关情况。由于学校领导对此工作的重视和关心，使我这方面的工作开展得较为顺利，得到了上级的表扬。
1963年春季，交通部所属三所水运院校（大连海运学院、武汉水运工程学院、上海海运学院）进行专业调整，要求各校专业设置有所侧重，以体现办学特色。我在上海海运学院当时干的虽然是行政工作（留学生工作），但编制仍是船机系教师，同时我家在武汉，在我的要求下，领导同意我随船机系调到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来该校后分配在船机系动力装置教研室任教，直到1996年退休。
在日本监造船期间见闻
由于远洋运输事业发展的需要，北京远洋运输总公司于1981年3月至1982年末在日本建造了一批大型远洋成品油轮，当时在我校临时借调3名监造人员（船体、船机、动装各一人），我是其中之一，现将在日本监造船期间见闻及体验略作回顾。
1．日本造船业状况
我参与监造船的船厂是日本下关市一个小型造船厂，工人及技术人员总共不到2000名（工程技术人员约占30~40%），该厂的机械设备并不是很先进，我在船机车间看到，不少老旧式机床还在使用，厂房也较简陋，但其年造船能力达20多万吨。在当时，对我国类似规模船厂而言，达到如此高的生产能力是很难想象的。
长期以来，日本的造船业，无论是产量还是技术，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其主要原因，我以为是：专业分工细，生产计划严密，厂际协作性强。对造船厂而言，其主要任务是加工船体结构（甚至有些船体分段也在外厂生产），大多数机（电）械设备均为外包。在船体生产过程中，到什么阶段应该安装哪些机械设备，都由相关厂家按时运来并负责装配。在我们监造的三艘15 000吨成品油轮期间，尚未发现不按时提交设备而延误工期的现象。所以在日本船厂内几乎可以不需要用来储存大量设备的庞大仓库。
一次，我们去参观一家锚链生产厂，该厂生产车间不大（约100㎡左右），工人和技术员只有10多名。但设备先进，自动化程度高，流水线作业，故产量大。类似该厂全日本共有三家，但生产锚链数量可满足日本年造船200~300万吨的需要，说明专业化生产的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
2．新船上船台时举行仪式
每艘新船在建造期间上船台时，都举行一个简短而庄重的仪式。仪式由一名身穿黄长袍，头戴和尚帽的老道人主持。我们船东代表、监造人员；船厂领导、技术员代表，大家着装整齐各站一边。中间摆放方桌，桌面上陈列熟食、水果等供品，并点燃香烛，十分虔诚。仪式开始时燃放鞭炮，接着老道人口中念念有词，并不时把手中碗内的水洒向站在两边的人们。我理解举行仪式的意思是，祈求神灵保佑使该船在今后营运中平安、顺利。整个仪式不超过一小时。
3．日本人工作勤奋，工作时注意力集中，效率高在日本船厂监造近两年的时间内，与日本工程技术人员、工人频繁接触，对他们的工作表现，责任感等方面比较了解，凡在工作时间里，未发现有人集聚在一起抽烟、谈笑、嬉闹等现象。就是一两个工人在机舱内单独干活，也是不停地在忙碌着。
有次厂方组织我们参观厂内的设计室，该设计室宽敞明亮，估计约有200余名设计人员，他们着装整齐划一，台面上摆放的设备先进。当我们在设计室内边走边看他们台面上的设备及图纸资料时，没有人抬头张望我们，仍在埋头干他们手头上的事情，说明他们工作时注意力高度集中，不受外界环境干扰，这是难能可贵的。
有几次我们去外地出差，检查相关协作厂家提供机械设备的试验运行情况，如主机、发电机组、分油机及重要泵浦等。这些厂距离本市的路程有的是数百公里，有的是一千多公里，除主机因需检查项目较多在那里住了一宿外，其他都是乘新干线列车当日往返。不像国内出差时，可以顺带在当地观光游览一番，在日本似乎没有那个概念，说明他们工作的严肃性和办事效率之高。
4．日本民众对中国人是友善的
在监造船过程中，我方与厂方的工程技术人员，在某些技术问题上难免有不同的看法，但双方都能友好协商，妥善加以解决，没有发生严重意见分歧而影响工作的情况发生，双方合作比较愉快。
我们住在船厂提供的招待所，厂方指派一对中年夫妇照应我们的饮食和打扫房间卫生等。在与他们交往近两年的时间内，双方相处得很融洽。当得知我们要回国时，俩夫妇十分伤感，泪流满面，依依不舍地与我们道别。
我们去日本的第二天晚上，有位同志因水土不服而发生过敏现象，身上起着疙瘩，奇痒难忍，当晚就上街找药店买药，当走到一家药店说明身份和来意后，老板告知药店无此药可卖，但该老板立马开着摩托车带着那位同志到多家药店寻找，最终买到所需要的药品。
一个星期天，我们一行到当地公园去观赏樱花，在那里有个约50来岁的盲人，他弹着吉他，唱着动情的歌曲，周围聚拢许多观众，我们好奇地走过去围观，当他得知我们是一群中国人时，他表情激动地向我们走来，在我们面前深深地鞠躬说：“我是一个老兵，去中国打过仗，侵略了你们国家，对不起了。”
但是我们也清醒地意识到，过去和现在的日本，还存在一些右翼团体和极少数右翼分子，他们不承认侵略中国那段历史，对我国走向强大，抱着敌视的态度。在一些地方报纸上，或在街道上不时发现刊登对我国不友好的攻击性言论和传单，这是需要引起我们警惕的。
郭子成：1954年考入大连海运学院船舶动力装置专业，1958年11月毕业分配到上海海运局工作。1959年调至上海海运学院任教。1963年交通部所属院校进行专业调整，调入武汉水运工程学院（现武汉理工大学），在船舶动力装置教研室任教，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