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54、55、56级的校友商议要编纂出版一本回忆录，并让我也写一篇。经过几番考虑，因为多年不动笔，再也写不成篇了。正好从我的资料夹里找到这份辽宁日报的复印件，故用此篇文章交差。恳望编辑组的学友能够采用，收进集子里，以作为我对母校的回忆和思念的延续。
《海运学院在前进——写在大连海运学院并校十周年》一文，是我于1963年春天，为母校由上海航务学院、东北航海学院和福建航海专科学校合并成立十周年，并取得丰硕成果，给新闻媒体撰写的一篇报道。
那时，我在学校的党委宣传部工作，还是光明日报的特约记者、辽宁日报的通讯员，这篇报道送给这两个报社后，都相继被采用发表了。
时间过去将半个世纪了，手捧这份报道，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感慨万千。我仔细地再一次看了这篇署名文章，感到既兴奋，又惭愧。兴奋的是，在母校庆祝并校十周年的喜庆日子，我能够以自己职务方便向祖国向人民报告了母校从1953年到1963年，并校十年艰辛创业奋斗发展的前进步伐；惭愧的是，报道写得太短了，太少了，没能充分反映学校在建校、在教学、在培养人才、在科学研究等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大连海运学院，现在的大连海事大学是我的母校，我自1956年秋天，从广东惠州东部山区，打着“赤脚”来到学校，在船舶动力装置专业（后改名轮机管理专业）35603班读书开始，至1984年11月离开学校去大连市工作，整整在学校学习工作和生活了二十八个年头。我的知识积累，我的工作经验，我的人生阅历，我的成长进步……，一切一切都是在学校的教导、师长的培养、同学和同事的帮助分不开的。我永远不会忘记母校，不会忘记凌水河畔美丽的校园，不会忘记教学大楼、办公楼、科西室、科东室、图书馆……，不会忘记母校的一草一木。每当芙蓉花开，香满校园的时刻，我就想到，该是到了期末考试的时候了，我将和同学一起到教学大楼三楼的图书阅览室里复习功课，争取考得优秀的学习成绩回报学校、老师的辛勤培育。
我记忆中想起王珪荪教授、刘荣霖副教务长、陈淑琼教授、杨烈宇教授，以及轮机系的朱绍庐、杨春龄、唐克嶂、潘延龄老师等等；他们博学的形象和慈祥的面容，铭刻在我的心中。他们是可敬可佩的人类灵魂工程师，辛勤的园丁。
我记得在1980年春天，我曾经写过一首小诗：《粉笔——写在课堂里》，诗中写道：
谁说我的生命短暂，
谁说我没有前途？
黑板上我有走不完的路，
向学子播洒知识、文明。
我的生命和教师紧紧地联结，
记下他们的光荣。
我正叙说着他们的心声，
老师是辛勤的园丁。
在我思绪中，我还想到茅珵老院长。我入学不久，拜读了他的作品《监狱里的斗争》，我为学校有这样一个老领导、老革命而自豪。1962年，他重回学校当院长，我曾帮他整理了他的诗作，大连日报副刊连续发表了《茅珵诗抄》。朱杰院长，从青年时代到中年，到古稀之年，到离休；从学校的教务长到院长、党委书记，一生心血都倾注在航海教育事业上，倾注在为祖国培养一代又一代新型的航海家身上。记得，我和岳鹰曾整理过他在抗日军政大学时的学习工作和战斗生活，我们都为老领导老前辈的光辉业绩所感动。
我的记忆里，老领导、老同事、老同学、老邻居太多太多了，他们为建设海运学院，发展航海教育事业的故事也太多太多了。2009年，是母校的百年华诞，我有幸回母校参加庆祝盛典，我衷心敬祝母校兴旺发达，建设成世界第一流航海院校，享誉全球。
附录：《辽宁日报》1963年5月9日刊登的文章
海运学院在前进——写在大连海运学院并校十周年
大连海运学院在和煦的阳春五月迎接了她的第十个春天。
十年来，大连海运学院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为祖国的海运事业培养了近两千名技术干部。在校庆的日子里，曾经在这所高等学府成长起来的船长、轮机长、造船工程师和海运科学研究工作者。又千里迢迢地带来了南海的激情，东海的问候……他们都共同祝福母校的成长。
十年，海运学院的变化是多么大啊！增添了一幢幢高大的教学大楼、实验室、实习工厂、游泳馆和学生宿舍楼……毕业较早的校友们已很难辨认她当初的面目了。然而变化最快最大的，还是这里的人。海运学院已经培养出一批既掌握理论又经过生产实践锻炼的又红又专的海运技术干部。这些年来，学院认真贯彻执行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注意从加强思想教育和实践考验中，提高学生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培养他们具有团结紧张、坚定勇敢，以及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不怕风险、不畏骇浪的性格。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把远洋航行实习纳入教学计划之后，许多参加过毕业远洋实习的船舶驾驶专业的同学，都还记得这历时半年的远洋实习是一次海员的洗礼。当他们船出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的“无风三尺浪”就是第一道“关”。这时不少同学都晕吐了，脑袋像灌了铅一样沉；船儿像一颗橄榄核，任凭海洋百般摆弄。但是当他们一看到那严峻的大副和舵工仍然挺拔地站在驾驶台上，心里便觉得有了把握。其实，这只不过是晕船的准备活动，要知道船经比斯开湾，四十四呎高的驾驶台，也会被打进膝深的水。往前走，船儿再经过印度洋、亚丁湾，便到红海了。红海是世界最炎热的地方，有“世界熔炉”之称。大风一来，两岸就卷起滚热的沙尘。但是，海运学院五二级的轮机管理的毕业实习同学，不但经受住这酷热，而且还经受住轮机舱里四十八度的高温，坚守住岗位。
校庆前夕，从南海传来了令人高兴的消息。一九五七年毕业的女学生王亚夫，已经是大管轮了。她工作很泼辣，备受船员同志的赞许。王亚夫是目前我国唯一的女海洋船舶轮机员，毕业后就来到海洋船上工作。当然，对一个女同志来说，在海洋上生活碰到的困难和麻烦是比较多的。但王亚夫没有被吓倒，即使是轮机舱里的高温、体力活儿重和八级风的折磨。她和船员同志一样，在炉舱里把一铲铲煤投进熊熊的炉膛里；冒着大热暑天在机舱里检修机器。她很快就了解到机舱里的一切管路和机器性能，并熟悉从生火到轮机员的一套管理维修工作，成了船上轮机部的主要技术干部。最使王亚夫难忘的，就是去年她到兄弟邻邦越南民主共和国执行运输任务时，还荣幸地作为一个中国海员和中国妇女代表，被邀出席了彭真副委员长率领的我国人大代表团访越的招待会。党的关怀和鼓励，使她更有信心和决心为祖国的海运事业贡献更多的力量。
这几天，海运学院的老教师和新教师的心里更是充满着无比的喜悦。他们看到自己的学生和校友已经在祖国的海运事业的岗位上贡献出不少力量，又看到学校巨大的发展。一位老教师写了这样一篇文章：“十年等于旧社会半世纪！”是的，我国从一九零八年办海运教育起到解放前，历时四十多年，一共只有四百二十二名毕业生，而且许多毕业生一毕业便失业了。这跟新中国的海运教育事业是多么鲜明的对比，这怎能不使他们激动！
当然，这个学院的老教师也同样在不断进步。十年来，他们在党的教育下，经过历次政治运动，不少人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他们在教学和科学研究方面，也为青年同志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如王珪荪教授，今年已经六十五岁，从事教育工作已经三十九年。但是，他对待教学工作仍然是热情和一丝不苟。一九五九年，他主讲造船系船体专业五八级工农班同学的“理论力学”课，更是把它看成一个光荣的任务，他考虑到工农同学的学业基础比较差。于是课外时间常常深入到同学的宿舍中去辅导和了解学习上碰到的困难。一天，正碰上大雨滂沱，道路泥泞难行，他仍不辞劳苦地打着雨伞来到同学宿舍，解释有关考试复习中的疑难问题。这个学院的副教务长刘荣霖教授，几年来在学术上取得了新的成就。从一九五五年到现在，他一共写下了近百万字的学术著作，并主持了《中国航海表》及《航海辅助数学》的编写和研究。解放前，我国海运事业和海运教育事业没有什么发展，仅有的也是沿袭英美抄本；解放后，刘荣霖教授便一心想根据自己国家的航海运输的具体情况进行研究工作。在一九五五年秋天，一次教研室会议讨论《航海天文学》教学有关问题后，便立下决心要写出自己的教材——《航海天文学》。从此，尽管他白天行政工作和教学任务比较重，每天晚上都挤时间从事航海天文的理论研究。刘荣霖教授花了整整一年半的时间写了数十万言的《我国商船上利用天文方法求船位诸问题的探讨和革新》的学术报告，以后便写了《航海天文学》一书。
年轻的教师沿着党和毛主席指引的又红又专的道路，成长得也很迅速。十年来，他们在政治上受到了很大锻炼，逐渐地树立起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劳动观点。不少教师还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或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不少青年教师都埋头学习基础理论课程和外文，要打下一个厚实的基础，为占领航海科学领域创造条件。航海系的青年教师请了刘荣霖教授给讲《航海辅助数学》，力学教研室青年教师请了室内有多年教学经验的老师讲了教学法。普通物理教研室里绝大多数青年教师在有步骤有计划地学习《热力学》、《统计物理学》、《电动力学》、《量子力学》等四门基础理论课，每学完一门还进行严格的考核。十年来，已有七十多名年轻教师被提升为讲师，有的还担任了教研室的领导工作。
在庆祝并校十周年的日子里，海运学院的师生职工们都决心把海运学院建设得更加美好，培养更多的又红又专的航海技术干部，为发展祖国航海事业贡献更大的力量。
马育文：1956年考入大连海运学院轮机系船舶动力装置专业。1960年3月抽调到院党委宣传部工作，1984年冬调任大连市工作，历任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中共大连市纪委常务副书记、中共大连市委政法委员会专职副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