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荣霖老师离开我们已经37年了，我们永远怀念他！
我是在厦门大学航务专修科当学生时有幸认识刘荣霖教授的。此后的17年中，一直在他的教导下学习和工作。我们一起从厦大航专到福建航专，又到了大连海运学院，直至1966年他永远离开我们为止。刘荣霖老师的为人和学识，给予我们很深的教育。他一生为祖国航海教育事业而奋斗的精神，需要我们的航海教育家们一代一代地继承发扬下去。
郑沅教授曾经对我谈起过刘荣霖老师的青年时代。郑沅教授是我的老师，也是刘荣霖老师的老师，对刘老师十分了解。刘荣霖老师是经郑沅教授的推荐应聘到厦门大学当教授的。在青年时期，由于刘荣霖老师学业出众，被当局选派到英国海军学校深造。在英国留学期间，他几乎门门功课都成绩优秀，期考排名屡获全班第一。毕业后不久，便被派往“重庆”舰任副舰长。大家知道，“重庆”舰是当时国民党海军中吨位最大、设备最现代化的战舰，解放前夕，在邓兆祥舰长的率领下起义驶向解放区，该舰也因此闻名天下。不过那时刘老师已离开国民党海军，转到地方从事教育工作。1949年，厦门大学王亚南校长聘请刘荣霖老师为厦大教授。1950年建航务专修科时，又任命他为科主任。刘荣霖老师当教授和科主任时，年龄还不到40岁。
刘荣霖老师是我国航海教育界的知名学者，国家二级教授，而且一直兼任着繁重的行政工作。厦大航专组建时他任科主任，福建航专成立时他任校长，合并到大连海院后他任副教务长。他还是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但是行政工作再忙，他从不脱离教学和科研工作，坚持履行教师和学者的主要职责。我在厦大航专和福建航专求学时，他为我们班先后讲授“天文航海”、“无线电航海”和“高等航海”课程。在天文学中有许多知识要领学起来相当抽象、乏味，例如各种坐标系及其转换。但是刘荣霖老师的讲课不但严谨精炼，还能把这些枯燥的概念“讲活”了，所以同学们都喜欢听他的课。“无线电航海”和“高等航海”课程的内容在当时算是新技术、新知识，一些新型导航仪器是二战之后刚刚“军转民”的，为了讲好课，刘老师查找了很多资料。由于没有现成的教材，他便边上课边赶写讲义并及时地刻印发给大家。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厦门前线十分紧张，我们随厦大理学院和工学院一起迁到了龙岩，“到山区继续学航海”去。由于在山区看不到海平面，如何练习“测天”？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刘荣霖老师便订造了许多水银盘，利用水银面（保持水平）和折射原理代替真实的海平面，从而使“测天”训练得以继续进行。
当时有不少人曾经认为航海科学已没有什么发展的余地，已没有什么科研可搞，但刘荣霖教授并不这么认为，来到大连海院后的不几年中，他便撰写出《航海天文学》巨著（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许多年中，它都是航海天文学的权威著作。他和陈嘉震教授两人都是国家二级教授，又都是副教务长，但是都孜孜不倦地搞科研，研制新的航海表，他们的学术进取精神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提到刘荣霖老师的为人，我可以列举一些例子来表述。一个例子是说明他的人品的。“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时，我们在厦门大学，学校中各级干部和许多教职员都经受到了“群众运动的洗礼”。当时，我们这些学生哥们都被作为运动的“生力军”，要参加许多大大小小揭发批判会。有些干部和教师由于被揭发贪污、吸毒、乱搞两性关系等问题而下不了台。但是在揭批刘荣霖主任的大会上，群众却“揭”不出什么问题来，我记得最大的一条“罪状”就是他家收受了别人送给的一条大鲢鱼……。另一个例子是说明他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的。当时我们师生间经常在一块打排球，刘老师和蒋菁、张绍熙老师都是球场上的老队员，师生们彼此无间，你争我抢，大汗淋漓。再一个例子是和我自身有关的事例。我是三年困难时期结婚的，当时住在海院集体教工宿舍，没有厨房，吃在食堂，在“瓜菜代“时代生活比较艰苦。对此，他十分关心，经常要刘师母前来看望，为我们捎带来师母亲手做的菜肴。我有时也上他家去拜访，刘老师虽然住有一整栋小楼房，但生活却很朴素，对孩子的教育也很严格。
郭有润：1950年考入福建航海专科学校前身的厦门大学航务专修科；1953年毕业留校工作；教授；曾任大连海运学院航海系党总支书记。
（转载自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校友回忆录》（第一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