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的好地方
人们都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可见成就人生的艰辛。
“2003”蕴涵的意义对于海大，50年虽只弹指一挥，却也年过半百。在这纪念并校半个世纪的日子里，回忆往事，颇多感悟。
年纪轻轻的我怀着当一名远洋船长的梦想，曾两次考取了上海航务学院。1950年，我在杭高读完高二的时候，以同等学力考进了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入学注册时，我对当时教务处的职员说明了实际我是个高二学生的情况。经他汇报研究决定，叫我先回杭高等通知，结果以吴淞商专担心我没有读过高三，怕以后学习跟不上为由，叫我读完高三再来考。事实上，如果我当时不讲实情，我的人生轨迹可能将是另一个版本了。第二年，为了实现船长梦，我又重考了进来。入校以后，我发觉大多数同学和我一样执着，都有一个天真的船长梦，这个梦一直贯穿在他们的学习、生活和嬉戏中。有时他们甚至为这个梦自豪到颇为幼稚的地步。现在想起来，如果把这种自豪感放到开放的现在，他们个个都会是海上的健儿。可是历史总是捉弄人，对我来说梦想毕竟只是梦想。
1953年，上海航务学院、东北航海学院及福建航专三校合并。当年3月，上海航务学院领导决定派总支书记范嘉禾，学生会体育部长朱人达、宣传部长的我三人作为“先头部队”乘车北上。一路上要倒几遍车，过了山海关以后，夜里我们总算可以钻到座位底下躺上一觉。在沈阳转车时，一出车站，眼前黑压压一片。那时的工人大都穿着厚厚的黑色苏式粗棉工作短衣，脚蹬一双脚趾分岔的日式黑色棉胶鞋，还可不时地看到几个个儿不高但很结实的苏联空军飞行员，十分新鲜。车到大连，我们雇了一辆平板马车驮着我们的行李奔向白山路的东北航海学院，一路上几乎看不到行人。首先接待我们的是文质彬彬的总支书记旅迹冬、教务长朱杰等同志。学校四周，冒着滚滚浓烟的大烟囱鳞次栉比，天气晴朗，环境清幽，与上海航务学院门前的车水马龙、满街叫卖和不时传来的大轮船的汽笛声形成鲜明对比。我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个读书的好地方。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从高中到大学，都是解放初期，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一个接一个，政治气氛特浓。时代动荡，目不暇接，每个人必须在大潮中学会游泳，与时俱进，否则就会变成绊脚石，悔之莫及。我在上海航院担任学生会宣传部长时兼做黑板报的出版工作，组织应对校内外大大小小的会议，忙个不停，这对自己也是一种锻炼。那时，国民党逃到台湾，长江口外布满了水雷。大连当时是苏控区，传说交通部根据苏联专家的建议，要将航运中心移至大连，航院将迁校至上海某岛屿的计划落空。经学校研究，我与总支书记及体育部长三人先乘车赴连联系，随后全校也就北上，与东北航海学院、福建航专合并成立大连海运学院。当时的大连可不比上海，生活条件艰苦，高粱米、苞米面丝糕是桌上的常客，油水也少，南方同学早有所闻,但也无可奈何。毕竟来前经过动员：不要忘记，毕竟是国家用助学金养着咱们。那时一切向苏学习，例如有一个时期上课学苏联的“六节课一贯制”，当中加一顿点心(苞米丝糕和豆浆)，后来行不通，也就不了了之。
解放初期，国民党给新中国留下的是一个烂摊子，百废待兴。新中国特别缺乏的是人才。那时，国家要求大学生提前一年毕业，分配工作。我们航海学院当时的学制是五年，三年在校学习，两年上船实习。1954年我正好在校学习期满，这样，按国家要求，提前两年就毕业了。尽管我填的志愿一是远洋航海，二是航海技术研究工作，但是，受当时国际国内特殊情况影响，我们这批毕业生被延迟分配，且被编成了海院绝无仅有的政训班。先学老三篇，接着就是忠诚老实运动，要求大家向组织交代问题，闹得人心惶惶。结果，分配上船的寥寥无几，有的去哈尔滨种地修路，分配去武汉长江的竟然会去卖肉……每个人的档案里被塞进了既没有法人签章也没有本人签字的材料，后患无穷。学非所用，专业不对口倒是小事，在那个年代，因为随后的运动，这些被塞进的材料使很多同学吃了不少苦头。我因在学校，接到许多同学寄来因学非所用要求回归本专业的来信。我在汇集了同学们的意见后，根据周总理的讲话精神，写了封万言书，寄给了当时的交通部副部长王首道，为民请命。结果材料被返了回来，此举当然也给自己惹来不少麻烦。
滥竽充数苦行僧
我在大学读书时，感到数学基础很重要，常常与那些有共同爱好的同学讨论微积分的问题，一有时间就去听陆子芬教授的高等数学。当时的数学教材是苏联别尔曼的数学解析教程，比我们过去学的Osgood微积分内容要丰富。后来，这成了我以后教数学的前奏。
大连当时比起上海来生活要艰苦很多，谁又愿意离开上海呢?两位高等数学女助教回上海后就不肯回连了。这样，在高等数学教研室主任陆子芬教授的要求下，就把我调去滥竽充数，做助教兼教研室秘书。1956年高校掀起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强调“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当时的教育部长蒋南翔，提倡授人以“猎枪”，不要授人以“馒头”, “打二十年基础”。朱院长也鼓励我要既当数学家又当航海家。在这一段时期，我也在夯实应用数学的基础，想从数学在航海中的应用上寻求发展。苏联物理学家罗蒙洛索夫“要从应用中读数学，不要从数学中读数学”的思想，对我深有启发。在这股热潮中，青年教师日日夜夜“向科学进军”，教室—教研室—宿舍，三点一线连着转，干中学，学中干，不过半夜不回宿舍，过着苦中取乐、“苦行僧”式的生活。
不过，搞数学，尤其搞基础课，课多人少，实在艰苦，特别像我们这种半路出家的人。因此，碰到困难，每每还是想回老本行，不想做“苦行僧”。一位关心我的老干部副院长知道后对我讲：“方祥麟，你若真的想航海，买两张船票跑两次不就行了吗?”他的苦心我是领情的，但我有我的目标。
两种政策两种结果
1958年，全国动员高校毕业生下乡劳动一年。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刚结婚两天，就自个儿乘学校的车到旅顺官家村“安家落户”了。那时结婚哪像现在，林肯、奔驰长长车队接送新娘，直奔豪华酒店，婚庆公司司仪婚宴……我们当时举行的是一种“革命化”的婚礼，一角三分钱领一张结婚证书，全部家当是总务处租来的一副床架两三块木板、一副木条简易书架、两把椅子和一张旧写字台，用车推回去自己拼装，邀请几个同学同事，用糖票粮票，买两斤黑黑的古巴水果糖和几斤东北滚雪球式的元宵，吃糖时还得用勺挖着吃，就这样就算结婚了!那时全国在搞“抓革命，促生产，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十五年赶超英国”，群众热情很高。但好景不长，农村开始大刮“浮夸风”，什么“亩产几千斤”、“深翻地”、“万斤试验田”、“种的南瓜好撑船，养的小猪比马大”等充满不实之词的口号及标牌，越炒越高，你追我赶，敲锣打鼓报喜，好不热闹。我们则白天种地，晚上搞宣传，帮着镇上办水产大学，培养该大学的师资，办盐场，养虾场，忙得不亦乐乎。有意思的是，考虑当地海面潮差较大，我们敢想敢干，扛着标杆、测量仪器去海边测量，准备攻克“海水发电”的难关。1959年回到学校，赶麻雀，大搞超声波、小高炉开花大炼钢铁;学校要我负责组织一个计算机科研小组，自行设计赶超苏制“M3”小型计算机。更有甚者，不知哪一位突发奇想，要我拟一个“登月计划”，我刚刚凑出几个奇奥尔尼柯夫公式和方案交上去，过了几天，上面回话说，光登上月球不行，一边还得解决回地球的问题!没办法，我又连夜赶写了一份回地球的方案。不实事求是，不按客观规律办事，光凭热情，明摆着是做虚功的事，但当时谁也不敢“抗旨”。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东北出现“瓜菜代”，用苞米棒子芯及皮磨成粉以此代粮填肚子，还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那时，我正给数理力学师资班上课，往往一边翻译俄文资料，还得自编自印讲义，发给学生。东北的冬天很冷，加上缺少煤，暖气不足，晚上备课到深夜，肚子饿极了，只好抓一把南方带来的生蚕豆绿豆充饥，生吃也感觉香得很呐!由于过分劳累，营养不良，我也罹患了肺结核，住进了疗养院。那时的疗养院也开始“瓜菜代”，我高烧不退，只好回上海养病。对比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市场供应充足，莺歌燕舞，处处可闻，胖墩子处处可见，减肥广告比比皆是，“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生活前景越来越美好，年轻人抱负多多，竞争考研，你买房子我买车，前程似锦。
历史教训，令人感悟：两种政策，两种结果，真可谓天壤之别啊!
巩固基础扬长避短
当时尚未实行学位制，后来国内即使开设研究生的专业，也不是谁都可以去考的，一般是内定的，讲成分，讲政治面貌，讲工作需要，这不是哪一个人所能左右的，是由当时的体制所决定的。在学校，一般靠教师间办讨论班，能者为师，或根据计划到有关学校进修。那时，想学点东西，还得受到“左”的干扰。我们这些对读书很有兴趣的人，学习时间安排得很紧，但是几乎每个学期都被总结为只专不红、轻政治重业务的“问题”。其实我在解放前对哲学政治逻辑学也很感兴趣，到浙江图书馆借来萧伯纳有关《资本论》的著作，看不懂，就去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对我的思想触动很大，反国民党特务统治，反饥饿，反内战，反四大家族，要民主自由，成为我们的主流思想。解放后，按《青年团向团员要求些什么》和《中国青年》等书刊的教导要求自己，不甘落后。所谓“红”“专”问题，你若是打扑克玩乒乓，无可厚非;你若是乐于读书，钻研业务，就会被戴上不突出政治的帽子，是非颠倒，当时有谁说得清楚?
大学毕业留校，开始在政治辅导处搞政工，创建院刊，任编辑。政治辅导处的干部大多是转业来的，可以听两门课。我不想丢掉专业，我的策略是先巩固基础，再复习和提高。先后去听过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流体力学、电工原理等课，因为力学用的数理知识比较多，我住在大连工学院，和搞数理力学的朋友接触较多，当时也没有科研和实验条件，只是自己觉得很感兴趣。那时强调向苏学习，许多翻译过来的教科书都很新鲜。大概是1956年，钱学森回国，之后书店里出现了一本钱氏《工程控制论》、美国维纳的名著《控制论》，我如获至宝。我发现前苏联比较重视基础，搞应用数学和工程的学者很多是力学出身，之后我开始对力学和工程控制论感兴趣。几年下来，自己都是在干中学，渐渐感到如果力学不与学校的发展和专业性质相结合，想长远发展是不现实的，特别是我当时还在基础部教数学，又是室主任，很忙，必须扬长避短。上世纪70年代中，大连工学院请来了一位大连小平岛赴美的华裔教授讲“现代控制理论”，此前，我已在学校介绍过卡尔曼滤波及其在导航中的应用，对现代控制理论已有涉猎，听这位教授的讲课，如饥似渴，兴趣盎然。
1978年，我有一个到南开大学控制理论师训班进修的机会。南开大学的优良学风，在校园内处处可以体现。教学科研、教师的培养都走在前沿。图书馆内座无虚席。学术交流报告不断。国际著名数学家陈省身教授，在美国退休后仍回到南开供职，也说明这个问题。
“文化大革命”接近尾声时，全国高校科研部门开始重视联系实际，中科院数学所所长华罗庚教授在全国普及优选法。早在70年代，南开大学数学系就有一批中青年教师与中科院的系统所往来密切，关肇直是中科院系统所所长，在他的指导下，做了不少理论和应用的开拓性工作，很符合当时形势的需要。控制理论班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创办的。该班主要开设了最优控制、系统辨识、线性系统理论与设计、随机控制与滤波理论等课程。
1979年，国际知名的控制理论及应用专家瑞典Lund工学院的教授& Aring strom应邀来北京中科院讲学。他在自校正调节器及其船舶自动舵的控制设计应用、随机控制及最小方差理论方面具有国际知名度。他认为控制理论的研究与应用应该见到资本(人民币)，这一观点与我国以前学术研究的脱离实际、不考虑市场需求、孤芳自赏形成鲜明对比。有一位中央领导曾对中科院讲：“我一年给你们几个亿，你们就给我几张纸，那怎么能行?”据说这也是关肇直为了解决联系实际的问题，亲自带一个学术代表团去访问北欧的重要原因。关于控制理论与数学的关系，我记得关肇直教授在南开大学的一次报告中回答得很精辟。有人问：“控制理论都用些什么数学工具?”他回答说：“这应该倒过来问，有什么数学工具是控制理论所不用的?”其实，我感到数学是思维体操的最好工具。
几十年的弯路，使我得出这样一个启示：在大学里，学技能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卡尔•皮尔逊说得好：“一旦科学的思维方法成为一种习惯，就能够把无论什么样的事物都变成科学。”这是创造思维的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解放思想
现在，毕业生就职是双向选择的，你可以根据你的兴趣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那时，工作是分配的，一切都是上面安排的。1982年，开始有点改革开放的苗头，时任院长讲话：“现在是让方某某回航海系的时候了!”因为我感到当时航海系几乎没有什么科研，学术水平与国际发展不相适应，需要改革，为此曾多次专门向有关院领导提出过开展航海科研的问题。这对我来讲，既是肯定，也是改革开放的回报，也是大家实现抱负的转折点。当时的系主任杨守仁支持我的想法并与我商定，根据发展趋势，分两步做，先成立驾驶自动化研究室，再筹建航海科技研究所，借以改变航海系过去只有教学缺乏科研的局面。后来的事实证明，重视科研，重视基础建设，使现在作为重点专业的航海系今非昔比，科研教学、师资培养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邓小平南巡，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交通部为加强中日邦交以及与日本航海界的合作交流，首届中日航海学会学术交流会在上海召开。幸亏我们航海科技研究所在前期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得以在会上交流。交流会每两年举办一次，双方国家轮值，我们几乎每届都参加。赴日本东京商船等大学交流讲学，认识许多知名学者。我认为日本学者在航海技术领域的研究与其他国家相比很有特色，他们非常重视实态调查和实验数据的收集，理论联系实际，所用工具先进，创新研究令人耳目一新，前沿论文多有实证，会议研讨质疑一丝不苟，研究态度认真细腻。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航海技术的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学习。
在校系领导的支持下，1985年我同王逢辰老师赴日本参加在东京召开的国际航海大会，这是我第一次出国。过去我总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人，还有一个出生和工作在香港的妹妹这种海外关系，不管工作多么努力，都不会得到信任，不能上船，思想中总有一种压抑的阴影，这次成行从根本上解除了思想症结。我想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恐怕也不会有这么一天吧!通过这次会，我们结识了许多国际著名的航海专家和教授，也受到日本东京商船大学校长系主任和教授的热情接待。特别是日本海上交通工程权威、时任日本电子航法研究所所长的藤井弥平博士，热情地接待我们，陪我们拜访了日本海难预防协会、海上保安厅等单位，还陪同我们参观了东京湾观音崎的海上交通中心，现称之为VTS的船舶交通管理系统，这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系统之一，而我国当时还是一片空白。日本海岸警备队还派了两艘警备艇保护和接送，上下船接待礼仪都是一流的，也显示他们对我们中国朋友的尊重和友情。据藤井先生讲，他的祖辈是从中国福建过去的，他还在学习中文，对中国很友好，很想在退休后把自己的技术知识贡献给中国。我们曾两次邀请他来校讲学，可以说他对我们海上交通系统工程的发展是有重要影响和贡献的，也使我本人的海上交通系统工程研究受益匪浅。1985年藤井来校讲学，适值他65岁生日，我在家中请了几位教授为他设宴祝寿，我夫人还特为他买了一个特大的寿桃，并亲自下厨，对他的尊重使他十分高兴。他回东京后在年会上还特别提到这桩事。
科研的春天
随着微型电子计算机在航海技术上的应用和GPS的出现，电子海图成为各航运大国船舶驾驶自动化发展的热点。当时我们在科研上限于条件，势单力薄，真的是一穷二白。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用一台PC1500开始“微型计算机航海常用算法的研究”，在建模和软件开发方面急起猛追。之后，我与留日回校的学生同赴日本东京商船大学、水路部等进一步调查学习电子海图，一方面为青年科学基金的课题研究组织人力、培养骨干，另一方面了解电子海图的应用动态和进展。日本商船大学航海系主任饭岛幸人教授、杉崎昭生先生等给予我们诸多指点，还联系相关单位，帮我们搜集了不少资料。特别令人感动的是，饭岛教授还给我们一次参加他亲自负责的东京湾海上实船科学试验的好机会，这次试验还有日本的著名企业研究人员共同参加。这是一艘日本新造的世界最先进的全智能化校船“汐路丸三世”，事先发给我们一本详细的试验计划书，允许我们在船上的任何地方拍照。说实话，只是一次电话，没办任何手续，让一个中国人径直参加海上实验，这在当时我们国内恐怕一般也难办到。除此之外，他还把他的雷达实验车全部设备让我们拍照，并送给我们许多研究资料。因为我们将来也要搞海上实态调查，他还把用于海上交通观测的精密雷达，无偿借给我们。这几次东京之行对我们电子海图在航海技术中的应用、海上交通系统工程等研究的开展及帮助是令人难忘的。
1986年，交通部的宝山会议是科研的春天。在这次会议上，体现了改革开放政策，确立了许多面向未来、与国际接轨、培养年轻人才的具有前瞻性的应用基础项目。我们先后争取到交通部“七五”科技发展规划项目：“黄埔港船舶交通管理系统论证及模拟技术的研究”、“我国沿海主要港口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等级划分的研究”、“电子海图”等项目。顾名思义，项目要求大量的观测和历史数据，于是我们便开始组织系里的教师和研究生队伍，几次赴广州进行海上交通观测和研究工作。海上交通观测和数据处理是很艰苦的，但也锻炼了我们，取得了第一手的宝贵经验，奠定了日后的研究基础。
想想比比，刚解放时，东北航海学院的轮机系实验室，只是靠一个烧暖气的锅炉和几把老虎钳子起家，再看看现在漂亮的科技会馆、图书馆、先进的试验设备、科研项目硕果累累、宏伟的现代化实习船蓝图和学校未来的发展规划，多么令人鼓舞!
既会飞也会下蛋的鸡
鉴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公派出国的人员大都没有按期回国，有关部门醒悟到：政策应该改变，不能只培养“只会飞不会下蛋的鸡”，而要派“既会飞也会下蛋的鸡”，于是我就成了后面这只“鸡”。1986年，我到广州外国语学院出国培训部去强化英语，1988年被派往加拿大温哥华英伦哥伦比亚大学(UBC)做高级访问学者。掐指一算，真是惭愧，是年我已是暮年将至56岁的“还算年轻”的教授。UBC是北美七大名校之一。加拿大地大物博，但人口却只有3000万，考虑到这种情况，他们不能像美国或前苏联那样，把很多力量放在基础研究上，而是着重应用，扬长避短。他们有横贯加拿大的劳伦斯河，海峡多，岛屿多，着重发展渔船、河船、渡轮，远洋船舶多是租用，自己没有专门的航海大学。即使在东部纽芬兰有一所航海高等学校，也主要是面向渔业的。各系、科多结合加国的资源，例如化工、机械、木材、造纸、畜牧、农业、渔业等。UBC的实验室里中国访问学者和留学生特别多，化工实验室里几乎全是中国人。中国当时人才流失的现象令人痛惜。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惟一的办法就是要把自己国家的经济搞上去。
很有意思的是，UBC主管我这个Research Office 的院长请我到他家里吃饭，饭后在他家的花园里闲聊，他夫人问我:“你的游艇是什么样的?”她想，作为海运大学的教授，有汽车应该是不用提的了。因为温哥华的海滨很漂亮，UBC的教授常常在假日里用车拖着游艇到海上去玩，所以这种问法是很自然的。我实事求是地回答她：没有。她指着她家的花园又问我：“你家的花园是不是这种样子的?”我向她解释：我们是公有制国家，土地、房屋、汽车都是国家所有的或是集体所有的，我的房子是学校的，三室的房子租金只是你们一瓶啤酒的价钱。如此便宜的房租，使她大为惊讶。晚宴后，院长亲自驾车送我回“家”。当然，为保全面子，我只让他送我到系大楼门口，等他开走后，我便骑自行车回我的住处——一间通常是留学生或访问学者租用的简陋的地下室，家具也不用说了，就像《北京人在纽约》里所描述的那样。这是1988年的事。现在算起来只有十多年的时间，相比之下，我们国家真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有房有车有花园的人何止万千，这在那个年代真是不可想像的啊!
明天生活更美好
过去我们可以说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没地、没房、没票子。有房子租住已经不错了，哪敢想产权。房改时，学校分给有产权的福利房，而且是当时价格不菲的科学家公寓的一套房子，这对我们，简直是人生的一大喜悦和转折。千禧之年，曾到美国与儿女团聚。到美国大使馆签证时，房屋产权证明在申签的材料里无疑也是一大砝码。在美国，多数人一辈子辛勤劳动，到头来还不是为了买栋房子安居养老。这次到美国，同我上次从加拿大到美国，以及到美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感受有所不同，有时间有条件近距离观察和体验。中学时，读过高尔基的《黄色的魔鬼》，但百闻不如一见，今天的美国并不像他当时带着有色眼镜描写的那样，而的确是个十分富裕的国家，只要你不犯法，你还是会感觉到自由和民主，人的素质普遍较高，这里是儿童的乐园，是年轻人的竞技场……。美国的市场经济机制，科技教育的进步，环境保护等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看过许多展览，特别是佛罗里达爱迪生展馆，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反思。今天，在美国，从计算机、家电、纺织品、各种艺术品、玩具到各种小商品，连美国朋友送给我的礼品上几乎全标有Made in China的字样，过去几乎是清一色的Made in Japan、 Made in Korea，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在崛起，连有优越感的美国人也不得不啧啧称赞。我们在经济上虽然与他们还有几十年的差距，只要我们认准目标奋力拼搏，看看我们今天经济增长的百分比，与时俱进的北京、上海浦东开发区的发展，想想大连碧海蓝天的城市美景和蓬勃发展的南方家乡，中国明天的生活肯定会更美好。美国虽好，那是人家的土地，我们的根，我们的亲情，我们的机遇，还是在美国大洋彼岸的这片故土!
“人有大志在，何处不翻飞”，我虽无大志大成，但从儿时起就有一个理想。理想既定，就应该锲而不舍，持之以恒。“安危不贰其志，险易不革其心。”(魏征《群书治要•昌言》)但是有志而不得其法，也于事无补。在教学科研岗位上，特别是处在知识经济、信息社会的时代，为适应知识的更新和跳跃，无论小学中学大学，打好基础是至关重要的。“不勤于始，将悔于终”，(《贞观政要》)“不益其厚而张其广者毁，不广其基而增其高者覆”，(《 淮南子》)“法乎其上仅得其中，法乎其中仅得其下”可谓至理名言。作为教师的老伴和我，也经常用这种思想教育自己的儿女。小时梦想当船长，大学毕业后虽未能如愿，但能在航海技术研究领域里驰骋，在课题与难题面前，从未退缩，总能比较圆满地完成任务和答卷，饮水思源，不能不感谢母校的教育和熏陶，感谢师长们对我大学的思想教育、科学技术基础的奠定和自学能力的培养。虽然在我们所处的时代，经受过一些风风雨雨，几经曲折，对自己也是一种历练，从中悟出一些做人的道理，使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未来方向更加坚定明晰。在航海技术、应用数学、控制理论、计算机应用和外语能力等业务基础的进取上，都能坚持不懈，无论是海上交通系统工程，还是交通信息工程和控制领域的教学或科研，从来不甘落后。实现“真”梦，要与时俱进，长江后浪推前浪，随时接受挑战。谁都会有梦想，但梦想不等于现实，“上帝只青睐那些有准备的人”。人总得有梦想、理想、希望，希望实现梦想和理想。当现实迫使你偏离你的(真)目标时，你更应该勤奋、进取、开拓，及时校正、夯实你的思想和科学基础，做一个对社会对世界有用的人!
时代不同了!和航海一样，人生需要定位，需要校正航向，但始终不能忘记：“百年富贵今谁见，一代功名托至公。”(陈师道《东山谒外大父墓》)
方祥麟：1952年考入上海航务学院;1954年毕业于大连海运学院;教授。曾任大连海运学院航海科学与技术研究所所长
（转载自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校友回忆录》（第一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