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边防检查人员，请拿出护照来。”1961年12月14日午夜，我们乘坐的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国际旅客列车驶抵二连浩特，我国的边防联检人员登上了列车。列车里顿时响起了悠扬的中国歌曲声。我明白，马上就要离开亲爱的祖国奔赴伟大的苏联了。
从少年时代起，我通过收听广播、阅读书报、观看电影和欣赏油画等，开始了解并向往着苏联。要知道，那时候“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啊。对每一个青年来说，有机会去苏联留学那是何等令人羡慕的事情!因此，在得知我们一起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学习的131名同学中，只有12人有幸被批准出国学习，而我就是这十二分之一时，真是欣喜若狂!记得当时还写下了小诗一首，以表达自己欢快的心情：
佳音突降半疑信，
准我留苏出国门。
灾害连年民尚苦，
辛勤不负望龙心。
我所进修的学校是列宁格勒乌里扬诺夫(列宁)电工学院，是波波夫发明无线电的地方。1917年2月革命后，列宁曾短暂地避难于这所学校僻静楼梯边的假墙里，因而学校于十月革命胜利后以列宁的名字而命名。
说心里话，我喜欢列宁格勒。这是座具有革命传统的城市，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1905年的第一次俄国资产阶级革命、1917年10月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发生在这里;这是座英雄的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被德国法西斯围困了900多个日日夜夜，列宁格勒人因战斗和饥饿而牺牲了65万之多，最终还是战胜了德寇;这更是座美丽的城市，她的特点是河多、岛多、桥多，全市有大小河流90多条，大小岛屿100多个，大小桥梁近300座。大涅瓦河上的几座钢铁桥，白天桥上车水马龙，夜半之后大桥打开，大型轮船便可溯流而上，驶往河岸边的码头。城市里的名胜古迹比比皆是。闲暇时，我们同校的中国同学结伴或陪同来自莫斯科的中国客人，几乎参观了这里所有的风景点。那富丽堂皇的沙皇故宫——冬宫，那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那葱头金顶、欧洲最大教堂之一的伊萨基辅教堂，那纪念彼得大帝的青铜骑士雕像，那由上百个姿态各异、闪金吐银的喷泉组成的彼得行宫——夏宫，那沙皇最大的离宫之一、伟大的俄罗斯诗人普希金曾读过六年书的皇村，那十月革命时作为列宁指挥武装起义大本营的斯莫尔尼宫，那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宣告旧制度灭亡的阿芙乐尔巡洋舰，那由列宁住过的森林里的小木屋，列宁写作《国家与革命》的拉兹里夫湖畔等等，等等，无不使人十分兴奋，留连忘返。
在留苏的日子里，除了列宁格勒外，我还去过其他我想去的地方。1962年暑假，苏联有关部门用公费组织外国留学生旅行。那年，我国政府利用暑期把中国留学生全部召回国内参观学习，而我们几个刚到苏联不久的留学生则没让回国，中国大使馆很自然地就支持我们参加苏方组织的这次活动。我选择的旅行路线是：乘坐名为“红色火箭”的特快列车去莫斯科游览后，前往列宁的故乡乌里扬诺夫斯克，然后换乘“日丹诺夫”号游轮，沿着俄罗斯的母亲河——伏尔加河顺流而下，穿过古比雪夫和斯大林格勒水电站的船闸，抵达旅游的最后一站——斯大林格勒(现已更名为伏尔加格勒)。所以选择这条路线是经过认真考虑的。莫斯科作为首都我虽然因公去过几次，但没有时间仔细参观。有这次机会，有导游讲解，我何乐而不为呢?在莫斯科的一周时间里，我们先后参观了国立大剧院、莫斯科大学、特列季亚科夫画廊、列宁被刺后养伤的乡间别墅——高尔克村、兵器陈列馆、红场和列宁墓、克里姆林宫、全苏国民经济成就展览馆等。这虽然只是莫斯科景点的一部分，却已使人感受到这座城市的不同凡响。参观列宁故居是我心中久已盼望的，这机会怎能错过呢?乘船品味欧洲第一大河——伏尔加河的风情，轻哼着有关这条河的苏联名曲，那自然是一种醉人的享受。在多次观看苏联影片《保卫斯大林格勒大血战》和查阅有关资料之后，去拜访这座英雄的城市则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英雄城用鲜花和真情迎接了我们，连市委书记也热情洋溢地参与了我们的友谊活动。我们参观了各处景点和战争遗迹，乘船登上了伏尔加——顿运河的第一道水闸(该运河长达100多公里，共有13道水闸)，还欣赏了名为《伏尔加格勒大会战》的新影片。这部影片很荒唐：一方面把苏联人民描绘成只会在炮火下号啕大哭、争相逃命的乌合之众，另一方面则把赫鲁晓夫美化为“人民的救星”、“战争的最高统帅”。你看，战前动员是他，制订战斗计划是他，慰问前线将士是他，胜利了与军民同乐的还是他，而斯大林和其他将帅呢?影片中不见半点影儿。怎么可以这样歪曲历史，谁当权就把谁捧上了天呢?当然了，这部影片现在恐怕不会再放映了。
我去苏联留学，是在苏共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就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公开点名批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把兄弟党的分歧公开化，致使参加大会的周恩来总理愤然退场，此后，我党陆续发表了九篇评论文章，即著名的“九评”，可想而知，中苏两党的关系是何等紧张。两党的关系，必然影响两国的关系，也给我们的学习带来了人为的困难。当时，我的进修专业方向是“惯性导航”，是想把航天技术的某些方面应用到航海领域，以求未来的远洋船舶实现无人驾驶，这当然是保密专业。学习这样的专业，在两国关系正常时都关卡处处，何况是在关系紧张之时呢?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所以仍坚持在苏联学习，党和国家是有深远考虑的。记得1962年暑假留学生归国学习时，陈毅同志曾幽默地说：你们都是小大使，要坚持在苏联好好学习。即使学不到东西，只把俄语学习好了也行，如果回国没有工作，你到外交部，就说陈老总叫我报到来了。陈老总说这番话当然有深意。1963年7月19日中午，我从莫斯科市内归来，正要走进中国大使馆餐厅用餐，忽然，我望见以邓小平同志为团长、彭真同志为副团长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全体成员在使馆后花园里边散步边议论工作。我真想一下子跑过去，但又怕影响他们，违反使馆的规定。正犹豫间，彭真同志发现并招呼我，我飞快地跑了过去，和每位领导握手后，小平同志便问我叫什么名字，是哪所学校的，并问我在这里学习坐冷板凳怕不怕。我习惯用俄语回答说：“ничего(没有什么)!”，谁知小平同志笑着顺口便说：“ничего就хорошо(好)!”结果其他中央领导也跟着笑了起来。我当时的心情非常激动，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我们如此理解和关心，是对留苏学生的极大鼓舞和支持。说真的，虽然我们的学习环境欠佳，但我们从未丧失信心，相反，都在想方设法地争取多学点东西，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要学习，首当其冲的是落实计划，以便双方有“法”可依。可是，我的学习计划一提交到教研室便碰了壁，教研室主任在提出的更改意见中，要取消到工厂实践和参加教研室科研活动两项。这怎么成呢?这正是我万里迢迢地到这儿来学习的重要内容啊!我与教研室主任争得面红耳赤，他还是固执己见，理由嘛，是“根据上面的命令”。既然是上面的命令，我们就只好向上找。找到了学校外国留学生部主任，他推说要教研室作主，回头再找教研室，则说需要办理特殊许可证。好不容易办到了许可证，他们又变了腔调说：去没有代号的工厂可以，有代号(指保密)的不行。我们问何处有无代号的工厂，回答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真是岂有此理，整个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对外国人都不开放，去无代号工厂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我们并不甘心，继续找，但是找遍了有关的单位和头头，也没有满意的结果，看来“工厂实践”这项计划是很难实现了。既然这样，那只有读书、做实验、听课和参加科学报告会了。
读书在列宁格勒并不困难，图书馆不少。我办了借书证经常去看书的就有海军图书馆、科学院图书馆、谢德林图书馆和普布里奇图书馆等。图书馆不仅藏书较多，而且还设有分门别类的国内外主要书刊和论文目录卡，查阅起来十分方便。有的图书馆还可以送书到座，没有读完的书，可以请服务人员给存放起来，下次来时接着读。列宁格勒的各类科学报告会挺多，有本校组织的，有外校的，有全市性的，也有各行各业的。报告会也比较活跃，报告者宣讲完自己的学术论文后，支持者可以上台推崇一番，反对者也可以上台贬低一顿，真有点“百家争鸣”的味道。当然啦，权威学者的报告我没有见到有人上台说三道四，有的多是主持人赞扬一通了事。有时还举行著作评价会，把最近出版的本行业的新书评价一番，褒贬一气。科学报告活动虽然不少，我还持有许可证，可也不是想听就能听到的，有的交涉半天放你进入，有的则干脆被拒之门外了。
留苏期间正赶上我党发表“九评”文章，全面阐述了我党对那时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些问题的立场和观点。由于受了苏方某些人的“中国反苏”、“中国好战”等恶意宣传的影响，有些苏联人对中国存有疑虑，不时地提出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因此，身处苏联的中国留学生有义务向他们介绍我党的“九评”文章，宣传我们的观点，维护两国的友谊。谁知，此举引得苏方某些人惊恐万状，暴跳如雷。他们找来种种借口，先是于1963年6年撵走了5名中国驻苏使馆的工作人员和留学生，后来又于1965年殴打并撵走了全部中国留学生，公然撕毁了中苏科技文化交流协议。在这样的大气候下，我所在的学校当然也在劫难逃。开始是校学生会的两位代表找到我们，口头传达了学校的“通令”，要我们不要进行“反对苏联的宣传”;之后，教研室主任又警告我们，不准再把共产党的文章带到教研室和实验室里来;最后外国留学生部主任代表校方正式通知我们，不得散发小册子(指“九评”文章)，不得和苏联学生开展辩论，否则将予以除名。我们当即质问他：你们可以肆无忌惮地诬蔑我们国家，煽动民族情绪，破坏中苏友谊，而不允许我们澄清事实、讲明道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是什么逻辑?他当然无言以对，但仍死抱着他们的“通令”不放。
当年的苏联，具有雄厚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某些方面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由于主客观的因素，苏联始终把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放在首位，不太重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这给民众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我们这些留学生，也跟着受到影响。我记得1963年的中秋节，同校的几位中国留学生团聚在一起，想搞个会餐。吃什么呢?大米是很难买到的，就买几个白面包吧。结果呢，跑了多少家商店也没有碰到，最后总算碰到了，却每人只限买两个。无法，我只好急忙跑回住处，又找来两个人，才买了6个小面包，算作我们8个人的主食。还有一天，同校的一位留学生要回国，按惯例要包饺子送行。包饺子当然需要面粉，我自告奋勇，但跑遍了涅瓦大街的大小副食品店也没有找到，一询问，方知自9月1日起一个月内停售，弄得我哭笑不得。我们少吃顿饺子倒没什么，这么长时间不卖面粉，习惯于自己烤面包的家庭可怎么办呢?由于面粉不足，商店里有时出售一种用白面和玉米面掺合在一起烤出的面包，百姓见了摇头不已。一位苏联人买了之后把它挂在商店的门口，纸条上赫然写着“赫鲁晓夫式面包”，讽刺得实在痛快，谁叫他整天鼓吹大种玉米呢?“民以食为天”，革命成功这么多年了，有这么辽阔而肥沃的土地，结果连老百姓的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这怨谁呢?其他副食品(如某些蔬菜类)的供应也大体如此，时有时无，断断续续，总叫人生活在提心吊胆中。
苏联人民不愧为伟大的人民。在他们的身上虽然不无缺点，诸如自尊心过强，情绪比较急躁，具有一定的大国沙文主义等，但他们那种勇敢顽强、坚韧不拔、天赋很高、创造力很强、开朗直率、热情友好的品质，确实令我钦佩。同时，苏联广大人民对中国人民，对中华民族的友好感情也是任何个人、任何力量也破坏不了的。即使在两党和两国关系紧张，苏联官方某些人不断进行反华宣传的情况下，这种友好感情也会在不同场合、不同的人群中表露出来。当年我们去苏联乘坐的是中国的国际列车，虽然直到终点站都不更换车头、车厢和乘务人员，但是列车开到哪个国家，餐车就要换为哪个国家的。在苏联境内的五天时间里，苏联餐车主任用自己的实际行为给我们生动地上了第一堂中苏友谊课。他为了方便我们的用餐，在餐车里特意留了固定的座位。如果我们未按时用餐，他便挨门逐户地催叫。有位留学生病了，他便把饭菜端到房间里，笑着非请她吃下不可。他还逼着我们一字一句地教他学中文，并记在他的笔记本上。一次，他端着一整碟菜走到我面前，用刚学会的中国话认真而又风趣地说：“鸡蛋炒肉要不要?”逗得大家笑个不停。苏联人很好客，在盛情难却的时候，经批准我们曾到过一些苏联人的家里作客，其中包括我的教研室主任和大导师。在公开场合，他们贯彻上级指示，在家里，则当着全家人的面频频举怀，畅所欲言，共话中苏友谊。在我经常去听课的那个班级里，学生们都对中国感兴趣，对我们热情友好，不少人还和我们成了好朋友，甚至有人结婚时还请我去做他们的证婚人，充分体现了对中国人的信任和尊敬。在列宁故乡旅行时，恰巧碰上苏联体育节，人们用比赛足球来庆祝，当双方队员入场互献鲜花后，便一齐跑向贵宾席，把一束束鲜花献给了我们，引起全场好一阵掌声;在古比雪夫，当我们漫步在街头时，一群儿童不约而同地高喊“中国人是最好的人”;在斯大林格勒，不论我们走到哪里，到处都是友好的目光、热情的问候。一位苏联少数民族的中年男人热情地拉着我的手，非要请我到他家里作客，去品尝他夫人的民族菜肴，欣赏他收藏的斯大林会见毛泽东的油画。当得知我们就要离开时他一脸无奈，只好把电话号码留给我们，再三嘱咐我们有机会一定去看望他，并和我们合影留念。……
转眼40年过去了，苏联也解体了。但苏联的山山水水、老老少少留给我的印象却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记忆里，永远也难以忘怀。
季忠恕：1955年考入大连海运学院，1960年毕业;副研究员;曾任大连海运学院副院长、大连海事大学副校长。
（转载自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校友回忆录》（第一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