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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凌水桥

作者:佟成权 来源:校友回忆录 添加时间:2017-12-14 15:08 阅读次数:

凌水桥,作为我们走进走出大连海事大学校门的必经之路,我们人生转折的新起点,它既是我们维系母校情感的一条脐带,也是我们完成跨越的一道起跳线。一次次走过凌水桥,就是在一次次实现自我跨越。这其中,我们注定要完成三次重要的跨越,即求学读书上的跨越,职业生涯上的跨越和拓展事业上的跨越。

第一次重要跨越,是求学读书上的跨越。

我第一次走过凌水桥,是在恢复高考后的1978年春季。

1977年冬季,中国关闭了10年之久的高考大门终于重新开启,这意味着文革的苦难和悲剧终于结束了。翌年春季,我接到了大连海事大学(当时称大连海运学院)的入学通知书,在3000万共11届中学毕业生同时挤高考独木桥的情况下,能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其兴奋和激动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当时,我一遍又一遍地展开入学通知书,也一遍又一遍地看着上面的新生报到地址:大连市凌水桥。心想,既然是海运院校,就一定坐落在海边,而海边的桥也一定是座雄伟的跨海大桥,进而又想象大桥该有巨大的桥墩,美丽的栏杆,下面是一片碧蓝的大海,桥上该是车水马龙,灯火辉煌。

报到那天,我一直用目光搜寻这座大桥,已经走到学校门口了,也未见到什么桥,便急切地打听:“不是有座凌水桥吗,桥在哪儿?”

“就在那儿,你不是刚刚走过的嘛!”

回头望去,我不禁哑然失笑,凌水桥原来是一座很小的水泥桥,小到连走过去了竟然还没意识到。但我并没有因此而失望,因为学校老师告诉我,前面就是大海,桥下的那条小河向前一二百米就是大海了。我再仔细端详着凌水桥,它一头对着被称为“航海家摇篮”的母校的大门,另一头对着碧波万顷的大海,这样的桥即使再小也不觉得小,即使再普通也不觉得普通。

走过凌水桥,一步迈进大连海事大学的校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欢迎新生入学的大红横幅,还有校园林荫路上飞扬的彩旗。在这浓烈的气氛中,我欣然看到,在海事大学校门洞开和高考大门重新洞开的背后,是整整一个中国改革开放大门的洞开,是整整一个民族抖落农耕文化厚重的黄土、砸开“海禁”的封建锈锁、向海洋文化和蓝色文明的洞开啊。

那时,母校的教学还在恢复中。学校仅有一两名教授,更多的教授以及大批海运专业教师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我们使用的教材还没来得及仔细编写,专业课教材不少都是油印的,课程往往是学到一半或者全部学完了才有正式的铅印教材。由于任课教师不足,我们还要经常上大课,在科东科西的大教室里,经常挤着三四个班甚至是不同专业的同学。偶尔有什么学术讲座,不管听得懂听不懂,统统爆满,有的同学甚至连晚饭都顾不上吃就去占座位早早等候。

与今天的海事大学相比,当时的学习条件是艰苦的。但大家并不觉得苦,相反都觉得,在教育界惨遭长期蹂躏之后能有这样的学习条件已属不易,对有这样的一个学习机会更是倍加珍惜,所以学习的刻苦程度是空前的。课堂上看书,课外自习时间看书;早晨起来看书,晚上睡觉后也有人在昏黄的路灯下看书;有的同学怕打搅同寝室的人,就躺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着悄悄看书;还有许多同学连上厕所也要抓紧时间背几个英文单词。总之,整个校园充满了渴求知识、“恶补”知识的气氛。记得有一次,老师宣布一门计算机课由考试改为考查,原因是本学期考试科目过多,负担过重,因而减少一门考试,竟引来同学们一片遗憾的叹息声;最后老师宣布,虽然是考查,但课时不减,考试标准不改,于是全体同学一齐鼓掌。老师被同学们这种刻苦学习的精神深深感动,多次说:“这是我从教几十年中学习最刻苦的一届。”船舶电气专业七七三班的程卫东同学(后留学美国)曾多次对大家说,就愿意过这样的读书生活,如果能一辈子这样读书不给工资都可以,只要吃饱饭就行。

与今天的大学生不同,那时,班里的同学年纪长幼之间能构成“两代同堂”,这或许是中国教育史上学生成分最复杂、年龄跨度最大的群体。班里像姜安有、杜效农等一些“老大哥”们,那份阅历,那份成熟,那份练达,已经超出了我们的班主任,俨然就是大家的精神领袖,从我们这些“傻孩子”眼里看这些“革命老前辈”级别的同学,那都是罗丹雕塑出的一尊尊“思想者”,大概得需要放轻脚步、屏住呼吸去“瞻仰”的;另一方面,几个才十几岁稚气未脱的“小弟弟”,则实在让人怀疑是否在走进大学校门的前一天,还扯着母亲的衣襟走路呢。不过,无论彼此间的差异有多大,大家都有共同的理想,就是为振兴中国的海运事业、振兴中华而努力学习。这样的理想与“文革”前五六十年代的说教式、灌输式不同,与文革中的盲目与狂热不同,也与今天的多元化思维方式不同,它是一种从封闭走向开放的中间状态。

处在这个中间状态,必然是坚定与怀疑并存,奔放与深思同在。潘晓“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大讨论搅动了整个校园,“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成为当时使用频率最高的流行语,高亢嘹亮的革命歌曲、轻松愉快的台湾校园歌曲以及被当时称之为“靡靡之音”的邓丽君的歌

同时在校园里传唱;长期革命理想教育的道德遗存,由“伤痕文学”掀起的批判意识和忧患意识,把中国拖后的现代化进程快速缩短的救世情结,从半开半掩的窗口透进一角西方世界的风景所引起的心理躁动,统统交织在一起,凝固到一起,构铸了这一代大学生独特的精神意识。

这一代大学生接过了以往几代大学生的接力棒,但这是苦苦等待了十年才等到的一棒,所以是起步爆发力最强、跑得最快最苦的一棒,但同时也是既有传承又有批判的一棒,是飞奔在同一跑道上却又调整了方向的一棒。这一届大学生抛弃了过去几代大学生的盲从,但也保留了他们的质朴;过去长期倡导的“永做革命螺丝钉”的精神已经没了市场,但五六十年代流行的“学会数理化走遍全天下”、“当一名优秀的工程师”观念还有不小的空间。记得班里的王祥秋同学就说,他不羡慕当官的,不羡慕发财的,也不羡慕出国的,他就想当一名祖国的工程师。为了这个目标,他的书读得最勤奋,上船实习也最认真,毕业时他也选择了“天津远洋”——一个可以让他圆梦的单位。现在,他果真在那一方热土上成了一名技术精湛、水平一流、过得硬、叫得响的技术专家。

凌水桥,见证了整整一个时代的沧桑变化,也见证了整整一代海事人才的奋斗历程。我们从车间、从田间、从军营、从各行各业、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去共同追寻一个与大海相伴的湛蓝色的理想。在这不知不觉中,我们一次次携手走过了凌水桥,也跨越了一个不寻常的时代;我们每次走进走出校门的一个轮回,都在凌水桥上镌刻下一圈思想年轮,而一圈圈不断扩大的思想年轮,就是一个时代从混乱走向有序、从思想禁锢走向思想解放、从积贫积弱走向奋发图强的年轮。

第二次重要跨越,是职业生涯上的跨越。

四年后,我们结束了大学本科的学习生涯。我当时做了毕业留校的选择,送走了一个又一个同学,送走了一批又一批毕业生。每次分别,都是在凌水桥头。每当看到他们临行上路前,总是依依不舍地回望一眼母校,回望一眼凌水桥。他们的心情很激动,我的心情也很激动,那情景,总有一种羌笛柳色、长亭壮行的味道。

这一次走过凌水桥,是我们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是从学业生涯向职业生涯的一次跨越。

几十年来,有多少校友走过凌水桥,开始了不寻常的人生旅程。

走过凌水桥,走出了多少奋斗的成功者。贝汉庭、王亚夫、钱永昌、杨烈宇、司玉琢——他们已成为全国著名的航海家、劳动模范、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为祖国的航运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我们由衷地敬佩他们。

走过凌水桥,也走出了许许多多的劳动者。他们是船长、轮机长,是船员,是陆岸管理人员,是各行各业的领导者或员工;他们或许没有辉煌业绩,但都有一颗拳拳的爱国之心和敬业之心,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一丝不苟、脚踏实地地默默奉献着,成为海事及各行业的骨干力量,我们也为他们而自豪。

走过凌水桥,我们都会有航海生涯的第一个航次。我的第一个航次也像许多校友的第一次一样,充满了新鲜与好奇。我的处女航是在广州海运局的“红旗”轮上,有过船过珠江口看海、看鱼、看鸟、看机舱和驾驶台设备的兴奋;有过大风大浪中晕船且把五脏六腑都折腾了个遍的煎熬;也有过船靠码头,看着岸上的吊机向我们招手,简直就像凯旋归来的将士的那种愉悦心情。

经历的第一个航次,就像演一出情节曲折、结尾又是胜利大团圆的剧目。不过,处女航还往往是个小品,充其量是出轻喜剧。而航海生涯的最后一个航次则往往是一出大戏,是一出惊心动魄、荡气回肠的压轴戏。我听过两位校友、两位船长关于最后一个航次战飓风斗恶浪的故事,一个是成功的,一个没有成功,但两者都深深撼动了我的心灵,令我心潮难平,敬意顿生。

原上海海运局孙治堂船长(现为中国海运集团副总裁)的最后一个航次是一个十分惊险的航次,他的航海技术、应变能力、指挥能力、心理素质、身体素质都经受了一次全面的考验。那是80年代中期,当时,他指挥的是一艘从日本购进的船龄较高的旧船,设备严重老化;航次是从朝鲜到香港,装载的货物则是稳定性最差的“盘圆”和卷钢。当船驶向台湾海峡时海面掀起了九级浪。狂风掀起的巨浪高高压过船头,这时船舶开始剧烈横摇,此时若钢材移位,将会导致船舶迅速沉没,不能不让人惊出一身冷汗。面对船毁人亡的险情,孙船长下令立即转向,开顺风船,以迅速避过船体横摇;同时发出十万火急的“军令”:全体船员绷紧神经,坚守岗位,确保设备正常运行,环节衔接顺畅。令人火上浇油的是,用于船舶定位的劳兰设备不仅出了故障,且船位也超出了雷达扫描范围,整个船舶无线电定位接收系统根本无法工作;更有甚者,时值阴天,黑如锅底,在当时没有GPS定位的情况下,采用测天定位也已不具备条件。几种险情同时袭来了,怎么办?他不断提醒自己要沉着、冷静,于是,他凭着经验,采用最原始的方法,根据风、流、船速及航向推算船位。飓风下的夜海,充满了恐怖,月亮、星斗早已吓得闭上了眼晴,只有涌浪似死神开启的一张张黑色巨口,浪花是它露出的尖利的惨白的牙齿,要把船咬碎,把船嚼烂。风刮了一天两夜,船摇了一天两夜,孙船长也一天两夜没吃没喝没眨眼。就这样,在铁青色的世界里,孙船长就是凭着将军一样的果敢和游丝一样的精细,指挥若定,一次次躲开了死神的巨口;最后,经过全体船员同心协力,脱离了险情,胜利完成了这一航次任务。航次结束后,他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公司通知他立即下船,接受一个新任务。让他意想不到的是,这次,他将走马上任担任海运局局长。他意识到,刚刚完成的那一航次就是他的最后一个航次了,而从船长到局长,他面对的是整整一个船队,是一艘企业之航空母舰,新的挑战将更加严峻。

原大连港引航站刘炬船长最后一个航次的故事,更是深深打动了我们。作为一名资深引航员和老船长,他已说不清成功引领了多少进出港的船舶,成功指挥过多少远洋航行,成功完成了多少航次任务,他本打算完成最后一个航次后就光荣隐退、告老还乡,就可以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了,老伴也扳着指头数着最后一个航次的时间,一遍遍做着待船长下船后如何一同出门旅游的计划,因为他曾做出过这样的许诺,他说,他与船打了一辈子交道,也五洲四海地跑遍了各地,但还从未夫妻二人一同出门远行过。然而,意想不到的是,这最后一个航次竟然是一个没有终点的、不归的航次,他也因此再没有下船,永远永远都没有下船。那也是80年代中期,航线也是东北亚/东南亚,也是遇到九级风浪,也是一艘老旧船,同时船上装载的货物则是稳性差的木材。当船出马尼拉航行到南海时,突然遇到风浪,他当即下令船舶转向。不幸的是,在船舶转向过程中恰遇一个侧浪打来,“呼”地一下,甲板上的木材突然移位,船体倾斜不能恢复,沉船已成必然。刘船长立即发出救生信号,并沉着冷静地安排全体船员弃船逃生。船员们一个个跳上了救生艇,只有刘船长不肯下船。船舶管事急切地催促他:“船长,快走吧!”他叮嘱:“你先走,千万保护好船上的钱物和账目。”大副含着泪拉他:“船长,快离船吧!”他依然叮嘱:“你先走,千万保护好船上的文件。”最后,几名已经下了船的船员,冒着生命危险再次冲上船去,硬是把刘船长拉到船边,他们哭着喊着:“船长啊,船长,您要不肯下船,我们就都不下船了。”刘船长再次把船员一个个推下去:“我是船长!坚守岗位、保护船员是我的天职!……我是船长!你们快下去,船马上就沉没了!”船员们都上了救生艇,美国前来救生的直升机就在头顶盘旋,大家齐声哭喊着:“刘船长,刘船长”!此刻的刘船长正在倾斜的船体上,艰难地一步一步爬向他的驾驶台。就这样,他和他的驾驶台、他的船舶、和他“我是船长”的坚定话音一齐融入了巨浪拍天的大海之中。听到这一消息,许多认识他和不认识他的校友都流着眼泪,站在凌水桥头,面对大海,面对一个把忠于职守看得比生命更贵重的老船长,面对一个忠魂默默祈祷:刘船长,你虽然没有完成这一最后航次,但你却以一颗对航海事业的赤诚,完成了一种对职业的使命感与神圣感的升华;魂兮归来,看你的校友们正站在凌水桥头接你回来呢,看你的母校正敞开大门接你回家呢!

后来,听说刘炬船长的儿子也曾就读于大连海事大学,他也和他的父辈一样,和许许多多的校友一样,一次次走过凌水桥,一次次实现新的人生跨越。

从第一个航次到最后一个航次,有长有短,有聚有离,有苦有乐,有悲有喜,但或许只有由这样一个又一个航次连接起来的人生,才真正叫人生,才真正是五彩缤纷的人生,才真正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于是我深深领悟到,当我们从走过凌水桥、迈进大连海事大学校门的第一天起,我们选择的人生,就不是花前月下、安逸闲适、养尊处优的人生,而是奋斗的人生,是充满艰辛又充满欢乐的人生,是一个壮美灿烂、辉煌绚丽的人生。

第三次重要跨越,是拓展事业上的跨越。

这一次跨越,往往也要走一回凌水桥。许多校友重返母校,或报考研究生,或进修培训,或来参加重要的航运学术交流。

改革开放后,大连海事大学已经建起了一个又一个硕士和博士学位点,举办了一届又一届各类培训班,同时又是世界海事大学亚太地区分校所在地,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培养了大批航运人才,也为许许多多校友继续深造、拓展事业提供了有利条件。

几年后,我重新坐在大连海事大学的教室里就读海运管理研究生。近三年的读研,使我的视野得到进一步拓展,知识得以进一步深化,而受益匪浅的则是管理系三位教授给予我的指导和帮助。他们是闵中立教授、王家骅教授和陈家源教授。三位教授如今都已退休,但他们对包括我在内的师兄师弟、师姐师妹的悉心培养却是令人无法忘怀的。

三位教授有着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与心路历程,都有过“文革”中被迫害或农村劳动改造的遭遇,都有着对祖国海事教育事业执着的热爱和严谨的学风,都有着把所有欢乐与痛苦无怨无悔地交给大海与航运业的奉献精神,也都有丰硕的科学研究与教育成果。三位教授又各自有不同的风格,就像是大海的三种形态。

三位教授是大连海事大学重新恢复的管理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他们就像三座巨大的桥墩,坚固地挺立在波涛之中,支撑着管理学科的建设和运作,让许许多多的学子走过大桥,去奔向理想奔向未来。三位教授也是大连海事大学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缩影,正因为有了许许多多这样的教授,有了许许多多这样的知识分子,才有大连海事大学的不断发展和壮大;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和智慧,用崇高的人格与风骨,铸就了一座跨越历史跨越时代、为莘莘学子拓展人生拓展事业的跨海大桥。

凌水桥,是牢牢焊接在我们生命旅程上最坚实的一段,是我们人生的一段长歌,一段行板,一段图腾,一段情愫,一段大海凝固下来的浪之韵海之魂,一段集散蓝色梦幻的枢纽,一段走向美好明天的通途。

星移斗转,岁月如歌,恢复高考至今转瞬已二十余年过去。近几年,相继有不同届校友为入学或毕业二十年或若干个十年到母校聚会。大家总是不忘在母校门前留个影,在凌水桥头拍个照。凌水桥,连着我们的过去和现在,也连着我们的未来。几十年寒来暑往,春华秋实,走过凌水桥的校友成千上万,绵延不断,生生不息。走过凌水桥的足迹,都是从甲午海战的殷殷血泪中提炼出来的,是从郑和七下西洋的漫漫航迹上接续下来的,是从精卫填海的坚韧意志里传承过来的;如果把走过凌水桥的足迹全部聚集起来,那岂止是一所航海高等学府的家谱,那何尝不是龙的传人一段走向世界、走向蓝色文明的族谱,那该是一部何等厚重的史册,一部何等壮观的历史长卷;如果把走过凌水桥的足迹全部排列起来,那可以组成多少条国际航线,可以穿过多少时空隧道,可以环绕地球多少圈!

凌水桥,你是母校伸出来的手臂,你紧紧拉着我们的手,领我们上路,领我们走进一个既是梦幻又是现实的蔚蓝色世界,领我们“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凌水桥,你是母校架起来的舷梯,踏着你的肩膀,扶着你的栏杆,我们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登上了时代的大船,迎接一个又一个新航程。

凌水桥,你是我们系泊航运事业的锚链,无论我们走到哪里,走到何时,从远东走到欧洲,从欧洲走到美洲;从青年走到中年,从中年走到老年;成也罢,败也罢;浮也罢,沉也罢;得也罢,失也罢;歌也罢,泪也罢,都始终用你系泊我们的情操和希冀。

凌水桥,你是我们走向未来的加油港,只有走过了凌水桥,我们前进的脚步才走得踏实,走得坚定,走得健硕有力。

凌水桥,你是千千万万校友心中的精神之桥,事业之桥,希望之桥,胜利之桥!

佟成权:1977年考入大连海运学院,1982年毕业留校工作;现任中海国际海运总公司油轮公司研究部经理。

(转载自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校友回忆录》(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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