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学时代还是稀里糊涂的，由日伪转入到国民党控制区，在父母安排下一切都是以学习和玩为主题。后因家乡面临解放，我所在的中学开始搬迁，我亦随学校转移而成为流浪的学生，过着不安宁的生活。直到1949年3-4月间家乡解放了，我随父母从外地回到了家乡，又返回到中学继续读书，这才稳定下来。1951年我高中毕业，随即报名参加南京市考区的考试，而进入了上海航务学院轮机管理专业。至此，学习有了明确的愿望和努力方向，将终身服务于祖国的航运事业。
由中学转入到大学学习，对自己来讲是一个质的飞越，不论从自身的智力开发、身心健康、知识领域拓宽或对社会的认识，对人、对事等诸方面都是在变化与扩大过程，是充实与提高的过程。此时，因解放了，家庭也发生深刻的变化，由原来的剥削起家而走向完全独立自主的生活条件，当然家庭经济条件就逐步下滑，由原来的富裕生活而走向下坡，这就直接影响到我的学习生活。但是我想到自己能如愿以偿的进到大学获得了学习机会，我定会珍视和倍加努力的，这是为今后我要得到比父辈更好的生活打下基础，实际经历证明了自己想法与看法，是符合自己的认识规律的发展，是为后来继续学习和工作取得成绩的必备阶段，所以我要感谢母校老师们无私的传授知识，给予我做事和做人的本领。这是我最值得庆幸的大事。
回忆在大学学习的时间是很短的，但经历是值得深深回味的。记得刚开始的1年半是在上海航务学院轮机管理系学习，而后来近二年时间都是在大连海运学院（1953年由东北航运学院、福建集美航专、上海航务学院三校合并而更名为大连海运学院的）学习度过的。学习时间虽然不长，但遇到了为我们苦心传授知识和实践经验丰富的老师们如，王桂荪教授、刘伯庸教授、陆子芬教授、张令法总轮机长、杨烈宇教授、朱绍庐老师、周光庭老师、陆祥润老师、杨春龄老师、朱国伟老师等一批良师益友，他们都各自拥有功底深厚的教学经验与熟练的知识传授技巧，他们都有自己的教育特色和思想工作方法，在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我是深受其益的，也成为我日后继续学习和工作的指导方法和重要的依据、榜样、参考，亦确实为我后来工作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按照学院专业的教学计划安排，我们这些学子们应在三年内学完船舶轮机管理专业的基础知识与专业理论知识，然后在海船上经历二年的实船实习，再参加国家航运部门组织的海船船员考试，若考试合格了，就可以正式领到“双证”：即学院的毕业证书；海船三管轮适任证书。那就成为国家正式培养出首批知识型的海船船员干部了。然而，在上世纪（廿世纪）50年代初期，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却又遇到了残酷的抗美援朝，而沿海尚被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封锁，国家还尚无足够多的沿海和海洋船舶来安排我们这批知识型的船员干部，那时的困难确实很大。因此，我们毕业后，就没有马上分配上船实习，而是安排我们为期1个学期的政治学习（当时称为政训班）。记得，当时是用新民主主义理论，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又要结合自己的思想实际进行学习，我们这批年轻人在严格的安排下，是确实的，严肃而认真的学习，绝大多数同学能把自己摆进去，就是把自己的经历、阅历都毫无保留的和盘托出，非常坦诚的相信组织，换取组织对我们年轻人的信任，因为我们都是一批年轻无邪的人，是想为新中国做些事情的人，通过一学期的政治学习，可以肯定回答，我们都是有进步的。我们这批年轻人是来自五湖四海，原来对革命史缺乏了解，是没有认识的，甚至还是对立面的人物。通过学习后对中国共产党有了些粗浅的认识，对中国革命的形势也有了起码的，自己亦明确了参加工作以后应当做什么样的人去为谁服务。因此，在没有上船实习的情况下就正式被分配了工作，而且全体政训班99%的学员，都能以革命工作为重，那里需要就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分配的志向，大家也都很高兴的走向工作岗位。但是我们有些同学在政训班学习过程，尽量做到知无不言、坦诚的表述、却换来的是在我们的鉴定表中妄加的结论，也使我们的同学在离开母校后而受了罪、吃了苦。但大多数同学还是能正确对待，自己去克服，给单位领导添乱子的毕竟还是少数啊。事隔廿多年后，母校还是关心我们、爱护我们的，得到上级组织部门的同意后，派人到我们所在单位，为同学甄别平反或对在原档案中鉴定表上的那些不确或妄加之词的完全删除。尽管时间拖得长了一些，学子们还是很感激母校的。
1955年3月，我被分配到武汉河运学院船舶机器与机械修理系的蒸汽动力教研室（学院后来经历三次更名与合并过程：由武汉河运学院更名为武汉水工程学院；后更名为武汉交通科技大学又与武汉河运专科学校合并；再与武汉汽车工业大学、武汉工业大学合并更名为武汉理工大学）从事教育工作，一个三门式（从家门到学校门又进学校门）的学生来做教师工作，论资历、学识水平、实践知识和思想工作方法都是极端贫乏的，是很难胜任教育这一崇高任务。但组织上安排了，在当时的情况下还是硬着头皮干了起来，且一干就是40年。由于我从最基层的工作做起，从助教环节做起，不懂就向前辈请教，由于我的实践环节非常薄弱，我就从船舶轮机员必备的车、钳、焊手艺的需要，主动申请到船舶上或船厂中参加实践活动，认真劳动锻炼，不怕吃苦，做有心人，经过二到三年培训，个人的实际动手能力和船舶操作能力大大提高了，从而改变了我对工作的态度，开始关心和热爱自己工作了。我也就有条件被推荐上教学第一线——担任专业课程的主讲工作，由于借鉴前辈的指引和我的努力，在教学工作一开始就得到良好的反映，使我深深感到对于任何一件事，只要认真去做，就能得到乐趣、宽慰和满足，这是千真万确的。
1984年为了支援本系统专科学校的发展要求，组织上把我从（本科）学院调到专科（中专）学校，当时我认为这是个机遇，我充满信心地走向新的工作岗位，在武汉河运专科学校从事我比较熟悉的轮机专业的教育工作，这也就是我在最后的十余年教育工作中有最大收获的时光，我于1986年被提升教授，授予交通部教育先进工作者、出席了湖北省六、七届政协委员工作，1991年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等荣誉。所以，我认为一个人不论在什么环境下，都得安心、勤奋、踏实有的放矢的工作，不断进取，不搞攀比的处事做人，不是没有回报，只要时间到了，就都有报答。当然在我这一生，是在和平环境中，但是在运动中压力下生活的一个小卒子，算是最幸运的人之一了。这里我就得感谢母校在我未踏入社会前为我丰富了知识和做人的理念，并给我创业的根基。让我在事业中能有技巧的战胜、克服在学习、生活和运动历程中各种阻力而始终清醒的大步向前的动力。因此，再次感谢母校的全体辛勤、无私劳作的教职员工们。祝愿母校繁荣昌盛万万年。
孟宪法：1951年考入上海航务学院，1954年毕业于大连海运学院，并留校工作，1962年院系调整，调入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教授，省政协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