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上海航务学院成立后，张德甫是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主持学校的日常工作（华东交通部部长黄逸丰是主任委员，但平时很少来校）。我当时做许旺善教授的助教，跟他学习磁罗经校正，有时还随他上船实际校正。有一次寒假期间，许教授回老家去探亲了，有一条船找我说他们马上要开航，不校正好罗经,航行不安全。我当时虽已掌握校正罗经的方法，但还没有独自干过，心里的底数不太大，就去请示张副主任。我把情况向他汇报以后，他非常平实随和地对我说：“你既然已经跟随许教授校正过多次，那么这一次应该是你实践的好机会，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只有亲口尝一尝。做什么事都会有第一次，迈过这个门槛，就是成功。你就大胆、认真地去干吧！”语重心长的话，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增强了要把这次工作做好的信心。
1953年来到大连以后，教授讲师们集中住在岭前，我们小助教住在葵英街，住房条件与在上海时比，真是天壤之别，要好很多。我有时在节假日去岭前教授家玩，几乎每次都碰到张副院长在岭前教师家挨户串门，问长问短，深怕他们从南方到北方来生活不习惯，尤其要问冬天暖气烧得好不好，还怕学校的教学后勤工作跟不上而影响教学，希望听到大家的意见。大家见到这位老领导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远道前来关心大家的生活和教学工作，非常感激，心里暖烘烘的。有一次还专门到葵英街宿舍去看望我们，真使我们受宠若惊。面对这慈祥的前辈，我们只有用认真负责的态度去做好本职工作，来回报他的关心和爱护。
1957年初，我爱人怀了第三胎已经3个月，我们商量着再生第三个孩子将影响工作和生活，决定去流产。当时规定打胎需要学校领导批准，我就去找张副院长说明缘由。他了解到我们的大女儿寄养在上海岳母家，第二个孩子已经两岁，就极力反对这次打胎。他说：“你们身边生下这个才是两个孩子，并不算多。虽然要多付出一些精力，但也是值得的，家里多一个孩子多一分乐趣。你们的经济力量完全可以承担，而且已是3个月的身孕，流产有一定的危险。”他还主动到我家去说服我爱人打消流产的念头。现在回想起来，在他老人家的关怀和劝说下，我们有了第二个女儿，生活有了更大的乐趣，老年生活也得到更多的安慰，在这里说声谢谢。
“文革”期间，在武汉水运工程学院被打成走资派的张副院长，被“解放”后，到上海探亲访友。上海的学生知道后，为欢迎他举行了一次小型便宴，畅谈在大连学习时受到他谆谆教诲的往事。那次，张副院长临返回武汉前去买船票，因为他的工作证写的是“院长”，客运站认定他是“走资派”，不让他买二等舱。上海的同学们得知此事后，通过努力，给他买到了二等舱的船票，并且把他送上船。开船时，我们集中了近20名同学，集队站在码头边，举着标语欢送他。这时，他老人家倚在船舷的栏杆上流下了欣慰的泪水，在码头上的同学们眼睛也都湿润了。轮船徐徐远去，张副院长当年的温馨、慈祥却留在我们的心中，久久不忘。
王逢辰：1945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航海系，1949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50年任上海交通大学助教，同年，上海交通大学并入上海航务学院。船艺教研室主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