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航来到海院
终于到站了。我带着曾瞧过这城市一张旧照的印象跨出了车门。那照片是在佘佑权家里看到的，当时感觉比南京洋气。从地下通道走出站台，深深舒了口气，两眼急忙搜寻照片中的景象。
四天三夜的旅途下来，手中的箱子像落过水的棉花包，变得沉重起来，只想赶快放下行李躺床上痛快睡一觉。等了个把小时，校车来了，到校已是下午。
大连本是个清静的城市，海院又坐落在背山临海的栾金村，这名字听起来就让人联想到山沟沟。地处僻远的海院，就一块运动场属“平原”，此外是起伏的坡地。办公楼、科学馆、教学楼、三幢二横一竖的宿舍、篮球房和体操房（习称“风雨操场”）、游泳馆、一个小图书馆和大小食堂，组成了海院全貌。
走过凌水桥跨进校门时，那种冷清感觉一直留在脑海。谁想今日之海院已更名为海事大学，并像女大十八变似的漂亮得让我瞠目结舌。
课 外 活 动
清晨五点半起床铃就闹起来了。海院自诩“半军事化”，提倡学生锻炼身体。这么早的铃声是呼唤晨练的。田径场、篮球场、单双杠、举重、浪木场地，到处都有同学活跃着。一身大汗后，回来擦把身，早饭铃也踩着点催你了。
小米稀饭、雪白的大馒头，不定量，敞开吃。每月18.9元的伙食费，比南航高出近1/3，饭菜质量也就高了一截。每天中、晚都四菜一汤，鱼肉不断，那真是饭香菜美，可惜好景不长。
出了饭厅，夹着笔记本走进课堂。每天上下午课程排得让人透不过气。但一下课，我们就龙腾虎跃地活跃在田径场或海边。
属于学院的那段海滩，有座日本人没完工的船坞，成了海院水上活动基地。这里有帆船、赛艇、救生圈，任我们借用。下午两节课后，同学们常直奔这里来消耗过剩的精力。也许人一到海边就难回避那蓝茵茵海水的诱惑，我那时还属“旱鸭子”，也会情不自禁地走进水里。第一次在水下睁开眼时，海水的透明令我惊讶不已，水下的石子都看得清呢！不知现在的水质是否故我依然？
想一个人玩，就借只单人艇，随心所欲地荡悠，可划到山崖下静幽之处。若几人凑在一起，便上四人赛艇或八人赛艇，一声呐喊，艇如矢箭，海面被劈出一道白浪，在振奋的同时也体验了咬牙拼搏的滋味。倘起了扬帆之兴，就借只帆船，去海上兜一圈。这些帆艇使我们在课外活动中受到很实在的锻炼，可惜忽然一天器材入库了，只有游泳依然可以随心所欲。
可见体育运动似已成校风，无须院领导用“锻炼身体，建设祖国，保卫祖国”来激发，田径场、沙滩边，都会热气腾腾，而且从未发生过溺水事故。有普及就有提高。每年旅大地区的运动会，我们都能高兴地迎来“冠军及第”；更“爆冷”的是，沈阳体院的男子田径队竟然败在“航海人”的手下，于此可见当年海院体育运动的盛况。
由于海院是几如“少林寺”一样的“和尚世界”，学院里的文化娱乐甚缺鸳鸯蝴蝶氛围，也少有文艺演出形式的晚会，唯有星期六的舞会颇具特色。即，领舞的乐曲是由院管弦乐队现场吹奏的，不像现在放碟片，缺少一种真实的热情气氛。这具有阳刚之气的旋律，竟然每次都能招凰引凤，饭厅也就热闹非凡。海院的管弦乐队和军乐队，在大连是颇有名气的，每到节日游行，也都招来路旁群众的呼声：“海运学院，来一个！”
自从来了阿尔巴尼亚学生，舞也跳得不甚太平了。几名留学生俨然是特权一族。住，有为他们独辟并装修一新的寝室；吃，有为他们另起的小灶；教，配给他们最好的教师。还要耐心听他们的不满。他们跳舞时每有越规行为。有次，一个“山鹰”学生强拉与他伴舞的女同学出餐厅，显然动机不良，引起公愤，竟打起来了。对这些“天涯若比邻”的留学生，好像我们并无好感。可那“友谊”是钦定的，我们又能怎的。跳舞与我无缘，多是看会儿热闹便走人。
首次下乡劳动
放过寒假进入1958年。开学伊始，未进课堂直接下乡。原来，为落实“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大江南北的农村都在争先恐后地兴修水库。北方农村更寄希望于筑库蓄水。按“教学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我们的“课堂”便搬到新金县一个农村，在山沟沟里帮农民修一个规模不小的水库。
我们学当年“土改工作队”的样，三三两两为一组，分散到农民家，同吃、同住，只差“同劳动”。学院按每人每月18.9元的伙食费付给老乡，人家做什么，我们吃什么；还好，吃饭不定量。
不知是早春的山乡天依然亮得迟，还是起床的号声总吹得那么早，被锐利的号声催醒时，看窗外还是乌朦朦的。走出农家，先“闻鸡起舞”的干一阵活，再回来吃早饭。碗筷一丢，赶紧上工地，那真的是很自觉。
我们一天的劳作是在上山下坡中来回地抬石挑土。箩筐里的石块、泥土，随竞赛的调门而增高。尽管以前常为家里水缸挑水，那毕竟是一、二担而已，这会儿一压一整天，双肩与心情就显露出“非劳动人民本色”了。有次，我一抬头，见前面挑着筐的是王立安，虽然套了一件蓝色棉大衣以增加护肩作用，但他还是用双手托住扁担，右肩被担子压得像个斜坡似的“文不经风”。我想，他那书生的身体一天挑下来，恐比我更不好受些。
我们收工时间比农民还晚。远近农舍己炊烟袅袅了，我们还奋战犹酣，直到暮色已隐没了乡村小路，才传来歇工口令，真是披星戴月。
在那条通往寄宿农家的土路上，我们常是在料峭寒风中，抚摸着红肿的肩，裹紧湿透的内衣，疲惫地迈着脚步。在农舍的长炕上，靠墙壁边堆着一家人的铺盖，正中放一张吃饭的矮桌。我们一跨进门，房东大娘就会连声招呼“逮饭、逮饭”。这无甚摆设的屋子，进门就得脱鞋上炕。我们便盘腿坐在暖烘烘的炕席上，感觉周身的寒气顿被驱散。北方的炕，也真有它的妙处。
炕桌上热腾腾的小米粥、玉米饼、虾皮白菜、过冬的青萝卜条，对我们似是一种无言的“再教育”——想想农民吃什么！这还是有了伙食费收入的饭食呢。也许农村吃的都是新打的粮谷，小米粥粘粘的，玉米饼喷喷香，比起米饭别有滋味。此后，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有小米粥，必是我的首选。
早起舀勺凉水擦把脸就算了，牙也用不着刷。可睡前弄不到一点热水揩脸洗脚，总有些觳觫。看房东一家人都没这么“讲究”，只能克己随俗了。但我还是忍不住搞半盆冰冷的水，湿湿脚。思来想去，也不知应改造的是知识分子这点卫生习性，还是农村的落后？
打擂式的“跃进”
回到学院才恍然，原来受新形势的召唤——“大跃进”了。学院里群情激奋，大会一个接一个开，各系都不甘人后的“力争上游”，提出最最尖端的科研项目，赶超世界最著名的航海院校。一次争上游会上，轮机系、航海系几经“挑战”、“应战”，最后航海系主任跳上台，激昂慷慨地宣称：“航海系两年赶上英国皇家海运学院！”场面固然热烈而令人激动，却让人觉着比一台戏还“戏剧”。第一次登台亮相的那个“赶超”时间，听来似还有些理性的思考，大抵经过集体讨论。以后一次比一次的“赶超”，坐在台下的我不禁冒出个疑问：系主任来得及对“规划”重作考虑么？“赶超”日期怎么张口就缩短一年？最初喊出的是五年，多少有些鼓舞人，当举臂一呼：“二年！”啊！这就是敢想敢干吗？
这一年体育战线也在“大跃进”。先是推广“二级劳卫制”，继而“备战全运会”，再有马拉松。为完成“二级劳卫制”指标，海院真的与体院只有“五十步”之差了。指标高，任务紧，我们在体育老师督导下，把很多时间泡在田径场上。在那个睁着眼大吹特吹的年代，“二级劳卫制”岂能独善其身！这个项目中，短跑最是“硬骨头”，自然也不是“短促突击”能马到成功的。老师也聪明，把通往后山的那条水泥坡道选作跑道，让我们顺风往下坡跑，就这样给我留下了百米跑到13秒之内的“骄傲”。
雷厉风行地炼起“钢”来
一个没暑假的学年过去了。好像要复课。可树欲静而风不止，又掀起了“大炼钢铁”。
于是举国炼钢了。学院更是闻风而动，记不清全院建了几座“小高炉”，反正谁也不甘落后，不仅争着建，还力求又大又“洋”。我们那时也真敢干，高炉怎么砌？钢怎样炼？一无所知，就有勇气先干起来。因为画歪了瓢倒没什么，不画可就是严重的态度与立场问题，有打入另册之祸。几经反复，通过取经，七手八脚地一座“小高炉”垒成了，只等“米”下锅。
哪里捡废铁喂高炉呢？学院发挥了航海的优势，搞来一条百十吨的船，配了教授船长和几位航海、轮机系高班学生，驾船去老铁山拉矿。每运一船矿回来，全院都热气腾腾，肩挑人抬把矿收拾到院内场地。教授和讲师们头顶一块毛巾，拿一把自制的竹柄榔头，各自就位敲矿石。他们每天就在矿石堆里“上下课”。
焦炭也拉来了。“小高炉”立即投产。我们日夜战斗在“高炉”旁，可谓风餐露宿。班干部已把“保证年底上交15吨钢”的决心书在敲锣打鼓中呈给院领导了。但我们这些第一线的“钢铁战士”似不甚争气，出了一炉又一炉废渣，有时是炉冷结渣。问题出在哪里？有说炉砌的薄了；有的说焦与矿的比例不对。于是再去取经，再次改建，不计工时，不顾劳累，夜晚啃自备的干粮，困了在炉边打个盹，直至开炉。
终于有一天小高炉出铁了。铁水在炉前铺沙的地上流成一只铁锚，说重有千斤，立即咚咚锵锵地报喜。在学院一些“小高炉”中，我们这只炉确也算“一鸣惊人”了。可惜仅此一鸣，那个能否炼钢的铁锚被搬走后，“小高炉”就没再创辉煌。时令已从萧瑟秋风转入冬季了，不久，奉令移交，看样子另有安排。
原来这就是“超声波”
上了几天课记不清了。“教学”服从“运动”是那个时代的“硬道理”。
读书再次靠边。轰轰烈烈的“赶超”，被紧接着的“大搞技术革新”，像长江后浪压前浪一样，一波逐一波地推进。全院一夜间掀起大“搞”超声波。那时超声波是个新名词，很神秘。在动员大会上和流传中，已把超声波鼓吹得无所不能。这么高精尖的技术，别说“革新”，从何入门还摸不着边呢！起初真的很困惑。
毋须庸人自扰。“技术”很快从上面推广下来。找根一尺来长的铜管，口径不要太细，也不能太粗，但一定是铜的。在距铜管两端约一寸处各钻一细孔，孔径大小是“革新”关键。钻了孔的铜管，就成了一个“超声波发生器”。原以为要翻书找资料，花一番心血的脑力劳动，就这么简单的成了手工活。
我们从早到晚满处找铜管，凡可顺手牵羊的管状金属都拾回来了。以致在全院挖地三尺也找不到一寸管状金属物。
看来超声波已“波”及了整个旅大市，据说全市都买不到铜管了。而要求的产量，在挑战的“豪言壮语”中攀升。
“面包会有的”，整捆的毛竹源源运抵学院，有青竹，也有发黄的陈年老竹，粗细大致像南方撑蚊帐用的竹竿。新材料做起来更省事，更快了。把竹竿按“取经”的尺寸锯成尺把长一段，用烧红的铁丝在每段竹竿两端捅个眼，似支半成品笛子，这就是“超声波”了。这种“高科技”的产品，我们要在限定时间内赶制几千支。
更上一层楼
“超声波”闹腾了一阵也戛然而止了。接下去做什么？大家观望地等待，那时像有一道无形的禁令似的，没人想问何时开始上课？或许是几经“运动”的洗礼，学子们多少学会点谨慎，不要“哪壶不开提哪壶”。
新的目标紧接而来——转入大搞“科研”。班长宣称，此次“科研”可二三人结合，也可单枪匹马，自选课题，上报后自主地去“研”。这“科研”也是“跃进”的一个组成部份，大家自然要积极投入。也许是太妄自菲薄，我自忖，以我们那点基础知识能研究什么？可那种形势，谁不“敢想、敢说、敢干”就是态度问题，也是跟自己过不去。只要你“敢想”，报研究飞船，都没人当面揶揄你。
正在为没方向犯愁时，一天在食堂前的小黑板上见一则启事，原来一位轮机系老大哥为研制“船模”征集志同道合者。附言：要会车、钳工。我喜出望外，遂去应征。这位郭兄让我车一根洋元作为面试。我在南航实习工厂学的手艺用上了。“面试”合格。从此归属他的麾下，每天在实习工厂车船模零件。
这只“科研船”是个啥面孔？有何种性能？我不知道。反正摆弄车床让我有种亲切感，重温了南航那段学习生活。我很起劲，丢下饭碗，就去工厂。郭兄说，你的表现我已向你们班反映了，要给表扬。我心想，能这么太太平平的就可以了，那敢奢望表扬。
好景不长。一天郭兄对我说，“船模”不搞了。想到一早起来没个去处，心里怪失落的。一晃几十年，我俩都“夕阳红”了，而且成了邻居。有次我忍不住想探个底，他手一摆：“就那么一回事……”。
回到“枕戈以待”的课堂
上课的铃声虽又重新入耳，可那张课桌仍不很安宁，社会上一有需求劳力的事，我们就得出动。其实，这时读书在学子心中大致已成为“相见即如客，离去不思量”的状态了。大连船厂趁“大跃进”东风要建个万吨级船坞，这与航海有关呀，来义务劳动吧。我们来到工地，被分派给坞底铺基石，这是个苦力活，一、二百斤的石块两人一担，我们来回不歇地周转，比工人还拼力。
临近岁末，报纸新闻大呼“船压港”了，港务局急需劳力支援。没得说的，海运学院是旅大高校中强劳力的首选，连码头工人都知道海院的学生棒。课又停了，我们被送到海港，分成几人一组，由一位码头工人带领，爬上一节又一节车厢卸货。
夜深了，天寒地冻，海风穿透了棉衣，带队的工人虽然歇手了，没料夜寒透骨的我们，这时倒把不停地活动当作一种需要。
车皮断档的时候，工人领我们到他们工房去休息。进门左右二排大通铺，上面的竹席不知何年何月铺的，刺鼻的卷烟和别的气味充满了大通屋。取暖的火炉因没有烧煤冷冰冰地立在屋中。三三两两的工人裹着黑棉大衣蜷曲在炕上。
冷得无睡意。一个社会能否稳步地向前发展、繁荣昌盛，是在于把知识分子“改造”成劳动体力化；还是反之，让体力劳动与缺少文明的现状尽快接受知识的改造？这种怪怪的意识竟一掠而过。
抗 旱 去
我们学完了球面三角课程；为电航仪器开路的电工学课程也差不多Pass了。专业知识是我们翘首以待的。可是又要下乡了。学院里播放起“工农兵学商……”之歌，我们打起行李奔赴金县农村，帮社员抗旱去。
搭车到了金县，再列队行军式向那个乡进发。到了村头，一看满山坡的苹果树。炎炎赤日下那干细叶稀的果树，就像缺奶的细瘦孩童。我们照例被分散到农家就宿，与上次不同的是，学院把粮票、伙食费发给个人，各自吃食堂。
进村那天，捱到星挂树梢，才被安置到一户社员让出的炕房。
我们每人一根扁担两只铁桶，一早挑着到井里取水上山。北方的井真深，或许旱的缘故，更显得深不见底。
桶里都有水了，便挑上肩跟随一个社员上山，他指哪里就浇哪里。挑水走山路比抬土石更苦了两条腿，因为一歇肩，桶斜在坡地上，半桶水就泼出去了，只得咬牙一气到位。我边爬坡边想：那么多农民都到哪儿去了？这些果树分明不只是缺水。
公社食堂在一山丘旁，是一排两间的白墙黑瓦砖房，背靠山林，倒是清静，也凉快。这食堂好像是对外的，说它是小饭店也可，因不像让社员一家来吃饭不要钱的那种。此时此地似还没进入最灾难时期，食堂里主食倒有白面馒头。“枕头”一样的馒头，买几两切几两；菜也有点花样，沾点荤的炒菜，每盆一毛五分钱，能翻出几片簿肉。
一上午挑水下来，食欲正旺，可只能约束着吃。首先粮票就限死了，即便省着点菜金，也换不了粮票，何况就是一菜一汤，也得算计着。每餐只得带着“有益健康的七分饱”走出食堂。
浇完果树本应返校了，又被挽留下帮着翻土拔草，完成任务后，这才返校。
上 船 实 习
1959年的夏天来了。夏日的大连蓝天白云，风清气爽，更觉着日子特快。期考一结束，便借用暑假安排我们上船实习。大家亦很高兴，本就盼望一见大海。
我们先搭客轮去上海。一觉醒来，船已进入长江口。下船后，我们被安排在海运局礼堂的乒乓桌就宿。等了两天，我和计家琪、王立安被分派到“和平1号”轮。
我们与水手一样参加船舶保养工作。有一次全体出动敲铲船壳铁锈。这是舷外高空作业，具有水手爬高下低的特点。水手干活是一手一脚，没人先帮你把辅助工作做到位，这舷外作业就得自己先从搭跳板起手。一块3米长25公分宽的跳板，两头打好跳板结，放出舷外， 人立在跳板上，要降就降，要停就停，不用担心一滑到底；然后把鎯头铲刀之类集合在顺手可取处，再用一根结实的绳子系住腰，打个保险结，这就下跳板干正经活了。这一过程，你起码得熟悉几种水手绳结，比如跳板结、丁香结等等。水手的绳结五花十色，既简便又牢靠，在学校只闪电式介绍了一下，没太重视。
我也腰系一绳，打个“保险结”下跳板了。这个结，当人不慎跌落下去至绳吃重时，绳扣不但结实，还不会成活套把你勒伤。此结看似简单，不熟练很容易打错。
坐在晃动的跳板上，精力一集中，有时会忘了自己的处境。当眼前够得着的铁锈都去除后，我用长柄铲刀极力伸至右下方一块锈疤，可能用力过猛，铲刀斜滑，上身失去了平衡，屁股随即滑出跳板。只听坐在另一头的水手“哎哟”一声。很怪，我的右手臂会随这一声迅速返回挎住了跳板，铲刀落下去了，人总算没下落。水手长拉着保险绳帮我上了甲板，手捏着系腰的绳结：“侬这打的啥个结？”原来绕错了弯，成了活扣。他这一训，倒让我很不好意思。
回 到 课 堂
秋风飒爽的时候，结束了这次短暂的实习。进了校门，一阵读书气氛从校园扑过来，我们亦开始上课了。
我们那时读书基本上不用花钱买书，靠发讲义和图书馆借的参考书。有些专业书籍，如教务长刘荣霖编写的《航海天文学》，英文教研组编的《航海英语》，仅三、五块钱，我也买不起。磁罗经、电罗经、雷达这些课程更赖于记笔记，算是“穷书生”了。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对付考试的。
据说刘教务长曾是“重庆舰”副舰长，毕业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但他这本《航海天文学》显然是“亲苏”的。上船工作后才恍然，原来船上所有图书资料表册都是英美版，包括最常用的“天体高度方位表”、“诺氏表”、“戴氏表”、“航空表“等等；也有我国海军编的“214表”，但没有俄文表册。在那学苏成风的形势下，刘教授这样编写教材，想必也有些言不由衷吧。
电罗经和雷达也以“苏制”实物为蓝本。教雷达课的缪德刚老师，在理论上可说是圆满了，但理论课之外，我们难有实践的机会， 仪器室那台苏式雷达好像是个“老病号”。而航海是要会实干的。反正学完后，见到雷达还有些诚惶诚恐，怕扭错了旋钮伤害了它。电罗经的情况也相似。多是工作后，再自己来摸索。
气象学其实是航海专业的一门重要课程。学院唯一的气象教授已被打成“右派”，我们也就无缘受教于他了，教我们气象课的是邬正明老师。没有课本，他讲，我们记。在讲热带气旋时，他夹带了不少气象谚语，如：大晕三日内；小晕在眼前；六月无善北；马尾云，雨淋淋等。后来，在我撑船的日子里，对着天象，这些谚语常会从脑子里蹦出来。但我们的气象课学得还是较初浅。
进入饥荒
六十年代的第一片落叶悄无声息地落到这块冰雪严寒的土地上了。饥荒曼延，不仅是主粮，油糖菜蔬等食物也全面短缺。这一年的元旦社论是：《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不知人们第二天是以什么心情去读那篇“开门红”的。
每人每月油三两、肉三两、糖三两，这是我们当年享有的基本定量，百姓背后戏称为“陈三两”，一些城市皆为半斤。即使食堂里上上下下都有良心，所有的“三两”都入了学生的口，每日所得卡路里又有几何？实际上我们整月不闻肉腥，也沾不到甜食，菜里不见油花。我们在食堂帮厨时，亲眼看到菜是怎么做出来的——把切碎的卷心菜倒入水泥池，放水、撒盐、拧开蒸汽阀，水滚了浇几勺酱油，这就是学子们一餐菜。天长日久，我们把这卷心菜叫“猪摇头”。
随着寒冬来临，食堂的供应也每况愈下，米饭最先绝踪，然后馒头逐渐淡出，玉米、小米、高粱成为主食；菜也少见荤腥，不再是八人一桌了。开饭时大家排成长龙，每人领一勺菜、一只窝窝头什么的。
元旦这天，听说系总支书记左广隆亲自下厨房监督，以保证每人能吃到节日配给的半斤肉。半斤肉在我脑子里可不是个小数量，待一勺倒入大瓷碗里，怎么看都觉“就这么几块呀？”不过左书记的下厨房，还是对我们的心态起到一定抚平作用，心想，否则还没那么多呢。
军训、体育与浮肿
由于饥荒和缺乏营养，浮肿病忽然像流感一样在学院蔓延起来，还有肝炎。好像事态最先是从校运动队员身上引发的。中长跑冠军级的董宝贵、撑杆跳的陈宗铭，用指头往腿肚一按，就一个指凹，久久弹不上来。可能这些平时有加餐的学院级运动员，一旦肠胃“收入”急剧下降，身体的抗缺失能力会比常人显得脆弱。不过，班级中相互给对方腿肚一按就凹陷的，已在增加。
这些患了浮肿病的运动员，每月享有二斤赤砂糖的优待，也颇引我们羡慕。
春去夏至。学子们在捧书“忘”饥中度过了半学年。这是一段难得平静的日子，没搞“运动”，人斗暂息；也没有“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感觉逍遥了点。在以为要放暑假时，传来了上船实习的消息，我们双手拥护。
把天文课搬到船上
课程进行到六月中，一本《天文航海》也大致抢完了进度，我们由授课老师带队上了“民主16号”轮实习。该轮定线往返于大连至天津。那时，这是最一票难求的航线。由于比乘火车绕大半个渤海湾兜一圈要经济实惠，人们多选择乘船，致使这条航线的客流量似潮水一般，让对驶的二艘船都喘不过气来。可能船上也正需人手，便把半个班级的学生都接纳了下来。
我们的“劳动本色”一上船就博得船员的赞许。除了航行中主动为旅客服务外，靠离码头带缆的活计也干得勤快。下客后，与服务员一起抢时间清洁船舱，揩洗白漆，生龙活虎，很受船舶领导赞赏。而船上不定量的油烙饼，比起在校每餐一只“增量法”的窝窝头，我觉着就像一转身跨进另一世界，真想就这么实习下去。
其实可用于专业实践的时间，也只有出港后的一段航程。多是晚饭后，大家集合到驾驶台顶甲板，在满天星斗中认星，听天文老师用带粤音的普通话讲：“顺小熊星座这个弧‘划’下来，第一颗最亮的星是大角，再往下是角宿一，这是北半球夏季最早出现的恒星……”。有时早早地等在甲板上，仰着脖子搜寻，只要有一颗出现，便举起六分仪抢测，然后比赛似地计算。海风习习，星空万里，这情景给我留下难忘的一页。
毕竟是“困难时期”，那么多可日食升斗的学生，时间长了，船上也有难处。好日子不到一个月，我们就被礼送下船了。
我们再次来到上海，多亏负责实习的老师勤快地与海运局联系，同学们陆续上船了。我和戴立达、魏思义被分配到一条叫“建设一号”的小油轮。
夏秋时节台风最是频繁。有次船刚出吴淞口，呼呼风声就令人悚然。船长要求在吴淞锚地避风，调度不同意，说船可以赶在台风前北上。船长只得服从。
船过中沙灯浮，江面已是萧瑟秋风的景象。一江皱水，浪花飞溅，灯浮在波浪中升沉。过九段灯浮，阴沉的天已一抹黑，视距已差，外加涌浪遮盖，前面的灯浮望眼欲穿也搜寻不到。船上既无雷达也无D.F。失去物标的船几近盲人摸路。船长凭经验判断说，该过灯船了。又不放心，多走了一会，这才发出转向舵令。时近午夜，风大浪急，乌云密布的夜空，简直墨一样黑，只觉船像朝着无边的黑洞中钻去。前面会遇到什么呢？很是茫然！
此时船虽起伏剧烈，人也立不稳，那险恶境况让我们都“忘了”晕船。突听三副喊道：“船头一个灯光”，我们都瞪大了眼，只见那朦胧的光又一闪时，显出一个模糊的岛影。“鸡骨礁！”驾驶室里的人同声惊呼。船长立即下令“左满舵”，我们都闭声静气地注视着慢慢调转的船首，直至船渐趋平稳。
船长也不再请示调度了，把船领到鸭窝沙，一锚抛下。
从“增量法”到掺柞树叶窝窝头
每顿四两的窝窝头愈看愈小。对于份量同学们多少还有些常识，近半斤玉米粉的窝窝头，怎么只拳头大小，而且还空心？贴了几张大字报，也起不了堵住漏洞的作用。食堂倒是想了办法，让出笼的窝窝头看上去比真实“四两”的个儿还大，这是不知从哪儿取经来的“增量法”。这窝窝头被蒸得虚“胖”，如水里浸过似的，稀软难吃。但是，忽然有一天，一口咬进嘴里的是渗了柞树叶的窝窝头时，便不禁有了“忆苦思甜”的对比，原来“增量法”那阵子，我们已是“身在福中”了。
三年来，我们的主食从米饭、馒头、糯米饭（约三、四天）到玉米窝窝头、红薯，再到“增量法”窝窝头、高粱面窝窝头、柞树叶窝窝头（时间不长），然后是小米饭、荞麦米饭、高粱米饭和大麦饭。这些不脱麸皮的粮食，在无油水相伴下，吃下去排便十分痛苦，去医务室求医，也只给点篦麻油，而这是有毒的。
有段时间，每去后山图书馆，路边一块坡地上稀疏细瘦的麦穗总引起我的羡慕，想象着有这一块地的小麦吃多好。坡地上还种着西红柿，我一直看着它们长大发红，也对拥有这一小片西红柿的人很羡慕。
有一天和张子良同学走过坡地时，见只有发青的杏子大小的生蕃茄稀拉地挂在枝上，显然是被采摘后遗弃的。我以犹疑的口气说，这就不要了？子良说，可不是，要不早摘去了。于是我们看准稍大一点的摘了几只，也没顾“斯文”，就塞进嘴。下肚后，就觉这天得到了些许意外的填补。岁月无情，子良已故多年矣！
在寒冷与饥饿中迎来了六十年代第二个元旦。中华大地蹒跚地走进了1961年，三年的“大跃进”也在最后一记钟声中寿终正寝了。寒假也随之来到。
乘上资助学子返乡的船
期末考试还未结束，学院已发出要学生回家度假的号召，并破天荒地发给10元伙食费，以充资助。穷学生们当然拍手称快。学院还及时包下一条“和平3号”轮，票价便宜，凡往上海方向去的同学都可搭乘。
这是条货轮，根本没有客舱，在货舱的二层舱放些草垫，甲板上置两个临时公厕，就投入客运了。也许学院知道船上不供伙食，给每人准备了两天的馒头和一些青罗卜条。
我们吃完早饭就兴匆匆地出发，中午要开航的。可它毕竟不是客船，它的开船时间以完成装货为准。货装好已天黑了，又折到甘井子加烧煤，弄到午夜船才从大连启航。可是开出不久，船“插蜡烛”了，我们还在梦中。早晨睁开眼一看，觉出船在海上漂泊。原来机器出了毛病，这样又把风等来了。
两天过去了船还没过成山头。最初大家都吃着自带的干粮，在四壁铁板的大舱里还能挺住寒冷，眼看没吃的了，怎么熬？船方对我们已处断粮状况装聋作哑，同学们一时哗然，有几位挺身而出作为代表与船方进行交涉。后来船上总算烧了几锅粥，让我们维持到港。
回想起那个年月，饥荒已把“人道”都饿瘪了。航海人应该懂得，海上救助是国际上基本的人道原则。经过四天多的航行，在午夜时分，船才靠上黄浦码头。
又有新政策
就在我们这些学子们无精打采地消磨暑假时，中央的“庐山工作会议”通过了一个“高教六十条”。这个“六十条”在于体现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其中规定：“不许用对敌斗争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的政治问题、世界观问题和学术问题……”；“高等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并明确“每学年应该有八个月以上的时间用于教学，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的时间，一般为一个月至一个半月。”
我们在新政策指导下，步入第五学年的上半学期，在减少劳动上，算赶上一个尾巴。
来了一位“洋”教师
“六十条”果然有些立竿见影。这学期意外地增设了英语口语课。这令我们甚惊喜，因为我们早已把这门课当作一盘下完了的棋，虽然只是Girl与boy那个水平。
上第一节课那天，学院一位女干部领着一位气质不俗的妇女走进课堂，她显然已注意了衣着的“随行就市”，但还是显出与众不同。在女干部做了引荐性介绍后，我们庆幸在亡羊补牢之际来了这位刚从美国回归的英语教师。这位女教师借助手势不无愧疚地说，自己中国话讲不好，要向我们学习。的确，她的中文几乎是我们初学英文的水平；而她的英文倒比我们一些人说自己语言还流畅。
在往后的日子里，她一跨进课堂张口就是美国话。随意家常几句后，便转入正课，材料是她编的，她说一段便打住，让同学口译。美国式的课堂自由，随便谁都可自告奋勇站起来，自以为是地解读；也可提出那里没听懂。她会说，很好，然后再重复。可惜这样的语言环境来得晚了点。
师生熟了后才晓得，她们夫妇是在早先回国的亲属的鼓动下，怀着一颗报效祖国之心，毅然卖掉住房与汽车，带着一双年幼的儿女，回到这个陌生的祖国。教授资历的丈夫被安排在大连化物所做研究员，她则来到海运学院做奉献。
等待分配的日子
毕业实习一结束，便投入温课备考。这是五年寒窗最后的冲刺。接连两个月成为我一生中最用功也最苦读的日子。五月的一个下午，我从最后一门船艺课程考场出来时，全身就像卸下一副千斤担子一样轻松，接下来就是等待分配了。
分配前先要我们端正态度，而后填写“毕业分配表”。第一次是初填（当时自己不知），可能是供学院领导参考的，有“民意测验”的味道。第二次发下的表，一看纸张、栏目就感到有决定命运的份量。
学院通告的去向除广远、中波、中捷、上海海运局之外，其它都很笼统，如：江苏省、福建省、山东省、河北省等。到这些省后，又去哪里？一头雾水。我自知“远洋”是轮不到我的；“上海海运局”，我也竞争不过家住当地的几位同学。我倒是想回南京，在陆地上有份工作就可。但去了江苏再分到何处是由不得你的，何况南京有接收单位吗？十分茫然。
从南航千里转来，为的不是“航海”吗！这个志气不能短，不能让人讥我“叶公好龙”。于是我拿定主意在那份表的四行中填了三个“远洋”，当然，第一行的第一志愿是：坚决服从组织分配。我心想听天由命吧。
送走几多夕阳
我们这届毕业生恐怕是海院成立来最“滞销”的学生。其时全国都在落实“八字方针”，调整国民经济。中央下达的厂矿企业要减退502万职工，这是调整内容之一。对各企事业来讲，“精简”这个任务就够费力了，拒绝进人更是名正言顺。新生都已入学了，我们还“丑女难嫁”，无奈地让出“闺”房，被集中在风雨操场打地铺候出路。
这一天终于来了。同学间兴奋转告：分配方案下来了，快到院办公室去查问。我怀着忐忑心情来到办公室，当被告知报到单位是上海海运局时，我不敢相信，怕对方把分配名单看错了，我说：“你再看一看”。那位女职员斜了我一眼，还是低头再查对了一次，遂即把一份档案袋递给我，心里这才踏实下来，连蹦带跳跑出办公楼。
70多名毕业生中只有8人中了海运局的“奖”，南航来的占了3名，除我还有李祥元、张永生。后来听说，在最后落实分配时，时任航海系党总支书记左广隆有过这样的发言，大意是：南航这批学生，人家是为学航海才转来的，不能一个也不考虑。凭这位左书记给我的直观感觉，我相信他会说出这样公正的话。
别 也 依 依
1962年9月中旬的一个清晨，我挑着简单行李，走过宿舍，走过球场，走过教学大楼，再从办公楼前的树木花坛转个弯，走出了校门。寂静中只听得一两声鸟鸣，那是从传达室后的树林中传来的。这一刻我的心情从未有过的轻快，我有工作了，衣食有了来源，这就够了。是的，也许是贫穷，好心情就那么简单。
我悠悠地迈着脚步，突然回味起做学生时走出校门的心态，就如“跨出家门，过会儿就回来”样的不在意。可此时，这一步跨出，分明自己就是个外人了，一丝从未有过的惆怅浮上心头。
走到凌水桥头，不自觉地收住了脚步，立在栏边向桥下望了一眼，那几近干涸的河底，仿佛再现了我们来那年涓涓的流水……，我不禁回过头，院门旁直书的“大连海运学院”在眼里停留了片刻；遂又环视了围着校园的树丛，目光落在那根矗立在教学大楼前的大桅上。这桅我只爬过一次，五年来所有的书声笑声、酸甜苦辣，都从这只桅帆上飘逝了，迎着我的将是一根根游动的桅杆。
叶鸣銮：1956年升入大学，由南航转入大连海运学院海洋船舶驾驶专业。1961年毕业后，长期在上海远洋运输公司工作；高级船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