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至1958年8月，我在大连海运学院船舶驾驶专业55级（简称驾55）学习。随着岁月的逝去，过了古稀的我记忆已非常模糊，但有些事却令人终生难忘。
“服从组织分配”我被大连海运学院录取
与现在高考时强调“分数线”、“个人志愿”不同，上世纪五十年代更着重党和国家的需要，个人志愿在组织需要面前是渺小的。
高考填志愿时，我不懂、特单纯，我填的志愿全是建筑专业，值得庆幸的是在是否服从组织分配这一栏中我填了“服从组织分配”。靠这六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我这个贫下中农的儿子被分配到了政审要求高，实行半军事管理的大连海运学院，从此开始了我与海院结下一世的情缘。当时海院对我来讲是非常神秘的，被海院录取令我倍感自豪、幸福，真有“金榜题名时”难以言表的喜悦。
入学后，我被领导指定为驾552班“班代表”，其时班级团支部书记、班长、班代表称为“班三角”。刚上大学我浑身是劲，刻苦学习、努力工作、并积极要求入党，且对船舶驾驶专业非常热爱，憧憬着将来当上远洋船长，周游列国，多美呀……天公不遂人意。三年后由于眼睛近视不能继续学航海时，我还偷偷掉了几次眼泪，男儿有泪不轻弹，可见我对航海的向往与热爱。
不参加高考亦可上大学
大部分学生通过高考入大学，但亦有个别学生可不经高考读大学。记得我班有个特殊同学王荩臣，他部队转业后一心想圆大学梦，自己背着行李来海院找到院领导。不知是怎么谈的，结果是学校允许在我们班试读一年，成绩合格后转为正式学生；另一个特殊同学是李守正，原来是学校学生科长，为向科学进军，经批准来到驾551班学习，完成了干部到学生的转换。以上两例绝不是现在“走后门”的概念。当年的风气很正，只能说明当时学校有一定的自由度，有一定的自主权，且富有人情味。
学生要入党，必须学习好
我做学生时，学校学风正，教风亦正，学生专心学习、教师专心讲课，天经地义。上课认真听课、认真记笔记，课后有早自习、晚自习，还有老师答疑。同学间提倡互帮互学，党团支部经常组织学习经验交流会，把学习好作为入党入团的重要条件，学生要入党，必须学习好。以我为例，我在班里学习成绩是拔尖的“全优生”（实际是高分低能），所以我在1956年12月8日就被特别重视学习的王荩臣同学和调干生赵连友同学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如果学习不好，想入党一点门儿都没有，当然入党还有党章规定的其他条件，在此只想说明在频繁搞政治运动的年代，仍对学习、学习成绩非常重视。
课余生活丰富多彩
在我的记忆里，五十年代的体育、娱乐、交友都非常精彩。
体育方面海院篮球队、游泳队在辽宁省高校中一直是佼佼者，具有专业水平。体育活动非常普及。体育我是非常差劲的，俯卧撑、单双杠、篮球 、排球、长跑、短跑、跳高、跳远、游泳……在班级里我都是倒数的，但也有几件值得“自豪”的事。一是记得1956年5月1日，那天很冷，又下着雨，我与班级几位同学去海头游泳，那真是刺激。现在想起来都感到有点 “冷”；二是1957年参加了海头三千米游泳比赛，虽成绩很差，但亦用蛙泳游完了全程；三是1958年参加了马拉松赛跑，赛跑那天真是盛况空前。沿途有敲锣打鼓的啦啦队；有背着急救包的医疗组；还有不少送吃送喝的供应点。有那么多人的热情鼓舞，我坚持跑完了全程。马拉松赛跑、三千米游泳、冷雨天下水都是我一生体育史上的 “亮点”，亦从侧面反映了其时学校体育运动之活跃和普及。
娱乐活动更具海院特色，记忆最深的是周末经常在学校食堂组织交谊舞会。海院的特点是男生多、女生稀少，怎么办？常用车接卫校和大医的女生来做舞伴，跳舞很精彩，以这种方式把娱乐和交友相结合更是前卫。一个出色的女孩子，一次舞会下来回宿舍后从衣裤兜里能捡到不少男孩子跳舞时偷偷塞的求爱纸条。可笑吗？说明当时思想之活跃，交友之积极，在我的记忆中那时谈恋爱非常阳光、纯洁，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
过上“天堂”的生活
那时海院的学生幸福极了，吃的不要钱，穿的有校服，零花钱有助学金。特别是吃得好，在全市、全省乃至全国高校中都是名列前茅。当时海院学生每月伙食标准18.9元（记得在温州念高中时，学生伙食标准每月6元，老师每月12元）顿顿四菜一汤，大米饭、白面馒头管饱，并经常换花样，水饺、蒸饺、肉包、粽子……应有尽有。时隔50多年，现在收入高了，生活也好了，但我总感到我这一生吃得最好的是念大学的时候。从农村到大学，我的感觉是由人间进到了“天堂”，过上美好的“天堂”生活。凡是美好的东西就值得回忆，永远忘不了，不是吗？
难忘一九五七
1957年驾55级学生去广州进行海上实习。记得我在“石门轮”上实习，门字号船是由长航调来的内河平底船，航线是广州、海口来回跑。带队的是刚去世的我校百岁老寿星武振东老师。由于是平底船遇到大风大浪或台风过后的长浪摇摆、颠簸非常厉害（左右舷摇晃30多度，船像一片树叶，一会儿冲到波峰，一会儿掉到谷底）。同学们晕船、呕吐特严重，把胃里白的、红的、黄的、绿的都吐出来了。但武老师不让同学躺下，那是真正的苦，也是真正的意志力的锻炼。要做船长就得不怕苦，就得经得起大风大浪的检验。
我们在外实习时，学校正在搞大鸣大放和其后的反右运动。我们实习结束返校时，形势已明朗，“工人阶级说话了”的社论已发表。所以我们驾55级一个右派都没有，真是非常非常的幸运。难忘一九五七。
1958年红专大辩论，我遭到了批判
红专大辩论时我在科西室发表了一套观点：（1）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2）学生干部要轮换做，借以培养学生社会工作能力。
这在当时看来一是重专轻红；二是有点轮流执政的味道。团委组织了一组黑板报，把我的发言登在第一版，接下来是批判文章。大概内容是要做党的驯服工具；不能忘本，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现在想起来虽受批判尚算侥幸。如果这套观点在57年发表，那后果真不堪设想。
告别学生时代，我被提前抽调任教师
58年 由于基础课教师缺乏，准备从学生中抽一批同学充实教师队伍。有一天学校突然通知我们去办公楼会议室开会，朱杰教务长宣布我们调任教师。当时真是脑中一片空白，但做党的驯服工具观念已根深蒂固，所以百分之百服从，真的没有其他想法。我学习成绩好，眼睛近视正在转专业，调我出来在情理之中。
开始分配我到数学教研室，约过了一个月，时任航海总支副书记的李守正同志（他也由学生抽调出来再做干部）找我谈话，说物理教研室没有党员，为了消灭“空白点”把我由数学调到物理，我成了当时物理教研室唯一的党员。从58年9月开始到92年调教务处，除经历文革十年外，我基本上都在物理教研室度过，我把美好的年华都交给了基础部，交给了物理教研室……，无怨无悔。
我这一辈子念大学、工作、退休，都在海大，可谓从一而终。海大是我的母校，哺育了我，培养了我，我对母校怀有深厚的感激之情。看到海大日新月异的巨变，我为母校欢呼，为母校骄傲，并寄以最好的祝愿。
郑贤雪：1955年考入大连海运学院船舶驾驶专业，1958年留校任教。曾任大连海运学院教务处长、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