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老照片（见图）是1955年5月1日拍摄的。那天我们7位来自同一中学-湖北沙市中学-的同届同学身着“戎装”--校服，在参加旅大市五一节活动之后，相约到照相馆照的。我们走在大街上，一路不少人投来注视的目光，特别是一些小孩还一路尾随着我们指指点点，叫我们“海军叔叔”（当时大连街上只有苏军），好不神气！至今56年过去了，再来端详这张老照片，只见当年风华正茂，如今却是垂垂老矣（且其中已有一人过世），不禁勾起许多对往事的回忆，这里仅列举点滴吧！
入学就读
我们的家是在湖北省沙市，地势相当低洼，洪水泛滥时，整座城市像顶着一盆水。为了缓解水患，解放后不久，就修了荆江分洪闸。可在1954年长江发洪水时，形势依然非常严峻。为治水患，我就萌发了报考武汉大学水利系的想法。但随后班主任老师却通知我，经政审（当时公安部门还参与此事）推举我报考当时称为特殊高等工业院校的大连海运学院（南航、北航、北工等都是这类学校）。当年，它是首次与军事院校一起提前招生，择优录取。当听到“经政审”、“特殊”，又是航海，可以航行到世界各地，对蓝色的海洋充满无限的遐想，一种当海员的豪迈感油然而生，于是我改了报考志愿。
1954年高考过后，在等待录取通知书期间，我们参加了保护江堤的抢险突击队，集中住在原中学里，一有情况就紧急出动。记得有天深夜，因出了险情突然紧急集合，把我们派到一个野地里去挖泥抬泥。后来挖出了不少棺材板，把我们吓坏了。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我们一行7人结伴从沙市港出发，乘小火轮到汉口，然后转乘火车经北京-沈阳到大连。一路上颇费周折，因当时沙市的船码头已被水淹没，只好改到一个临时码头上船。眼前一江滚滚的黄泥水，像一片“汪洋”。第一次远离家乡，心里可谓五味俱全，但总的说来，还是很高兴的，因为到远方，上我想上的大学嘛！江中水流很急，小火轮顺江而下，有些颠簸、摇晃。到汉口后，码头也被淹了，船只能停靠在一个临时码头上。当时整个汉口大街上已是一片泽国。火车站也被淹，我们只得乘小划子(小木船)，“荡漾”在汉口的大街上，到离汉口较近的孝感火车站才能上火车。当时火车行至河南信阳时，好像前面有座桥出了问题，火车不得不停下来。我们一行就到附近的信阳河上痛快地洗了个澡，并像当地的居民一样，将换下的衣服洗后，凉在沙滩上，不久衣服也就干了。经北京到沈阳后，又在沈阳停留了半天后，才又转车到大连。记得在沈阳，我吃了一碗面，面中放了很多香菜，我吃不惯，吃后还吐了。
初到大连，见到大连火车站觉得非常雄伟壮观，车站广场开阔，心情豁然开朗，几天的鞍马劳顿立时消失。走出车站广场就到青泥洼桥大街上，映入眼帘的是街道异常的整洁、宁静，建筑风格迥异，街道两旁的日、俄式建筑林立，小别墅掩映在绿色树丛中，一路上真是美不胜收。由于到连时天色已晚，当晚就把我们一行安排在白山路旧校址住下。第二天才转至凌水桥新校址。新校址建在凌水河边的一座小山坡上。走过凌水桥就是校园，校园南边是海头，在这里可以眺望茫茫的大海。校园的西边不远是一苏军跑兵营地（即在西山），它与我们学校之间有一片空地相隔；校园东边也是一片空地，主要是洼地，后建起了奶牛场。后山与栾金村相邻，更远处是一片苹果园地。当时学校规模不大，但教学、生活设施齐全，可谓小巧玲珑，且花草树木尽显勃勃生机，环境优雅，好一派田园风光，倒是个读书学习的好地方。
到校后，我们七人中，我等三人分到驾驶系，另四人分到轮机系。为了把我们培养成为一个合格的船员，学校反复教育我们，一艘轮船就是一片流动的国土，你航行在世界各地，就代表中国，并对我们进行三性（外交性、国防性、军事性）教育。比如军事性教育，学校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学校设有军事教研室，由海军对我们进行军事训练，还搞了实弹打靶；中午要排队进餐厅（以培养集体主义精神）依次入座就餐，餐桌上早已由值班同学摆好了丰盛的菜肴，伙食标准为每人每月18.9元，这在当时已相当不错了；每天清晨广播喇叭一响，我们就急速起床，边穿衣服边跑到操场集合。这在冬天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戏称去“淬火”）。有时很盼望轮到值日（做寝室的卫生），以便可以多睡一会儿。
学习是很艰苦的，一个星期上六天课，每天都排得满满的，而且学苏联的6节一贯制，即每天上午从8点至下午2点连续上6节课，课间吃点豆浆、馒头之类点心，但到下午，已经很疲倦了。有时下午还要上体育课或操艇课。星期日基本上是“星期七”，作业太多得赶作业。记得有的老师例如教数学的苏士德老师，他星期六上完课后，肯定会留很多作业让你星期天去做，而星期天他自己也来辅导，这真是一位可敬又可“恨”的老师。
正当我热望着当一名海员时，可我的视力却在大幅下降（散光加近视），当读到大二结束时，我不得不申请转系，领导也同意了。但事后我却反悔了，一直在驾驶系读到大三结束。这时视力实在不行了，只得又申请转系。当时系主任蒋菁老师劝我不要转了，就在驾驶系念下去，以后当个老师吧。但我不想当老师，于是我就转到了轮机系船机修造专业55级（因课程衔接关系）。与我同时转系的还有李焕林、王立三、张梁成。
在校期间所经历的较大运动和活动
在校期间经历许多值得回味的运动与活动。
1955年暑假，我们参加了肃反运动。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指出：“在很多部门，在很多地方，大量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还没有被揭露和肃清的。”于是一场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展开。我校当然也不例外。我们班具体任务是参加船机修造54级的挖××这个“反革命分子”。每天大会小会攻心、批判，要他交代问题。记得有天开大会，要他交代为什么到哈尔滨，要跑到苏联想干什么。可是他交代说，坐火车就是想听火车轮子嘎嘎响的声音，听着很悦耳……，结果大家义愤填膺地喊了一阵口号，把他的话压下去。于是下午的批判会也就提前散了。大家都很高兴，好不容易捞点空闲时间，虽然那天风较大，我与郑焕斌、胡经义相约一起到海边去游泳。但到海边一看，风浪很大。他们要我先下海看看，哪知，我踏着鹅卵石向海里走不远时，一个浪头打过来把我打倒，把我的眼睛上面的皮肤打破弄得鲜血直流。我好不容易站起来，紧接着又一个浪头打过来又把我打倒，我差点魂归大海，把在海边的那俩位同学差点吓死了。游泳是游不成了，我们只好打道回府。当年，我们整个暑假就紧张地抓××反革命分子，结果他当然是“平安无事”。其实他本来就没事，他父母都是高干，父亲是烈士，只是知道内部消息多一些，喜欢图个嘴巴痛快而已。现在我们在广州还常聚会呢！ 1956年旅大市举行庆祝“进入社会主义”活动。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们从学校出发沿着后山栾金村游行以示庆祝，大家兴奋不已。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即整三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反复号召大家大鸣大放大字报。运动开始还有个十六字方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随着鸣放的广泛发动和深入，开始出现一些在当时算得上比较尖锐的意见，甚至有人提出要在中国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这样，反右就开始了，当时我们班主要是揭批同班同学蔡纪初的右派言论。其实鸣放时他并没有讲什么，只是不知哪位好事者把他的私人日记本交上去了。他在日记上流露出对当时当地的统购统销政策不满；向往着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君子国”等，这样就被划成“中右”而受到批判。应该说，当时我校学生被打成右派还是比较少的。据说是当时茅珵院长讲，我的学生入校前都是经过政审合格的，哪有那么多右派。这样就保护了一些人。
在全校，我们班都参加了对杨烈宇教授的揭批会。杨教授当时是我们的系副主任，他给我们上过金属学课，讲义也是他编的。他的课讲得生动活泼、声情并茂，把一门枯燥无味的金属学讲得有滋有味。至今我还记得该课的开头章节是炼钢炼铁，当他讲到钢、铁水浇灌时火花四溅、啸声如雷、忽映忽现……，一下就把大家吸引住了。怎么，这么一位老师竟成为批判对象了呢？！当时主要是批他在旅大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整风拆墙、推诚相见》。记得在风雨操场批了好几次，杨老师当然最后是在劫难逃，成了大右派。
1958年谁都知道是大跃进的一年，是我国“高歌猛进”的一年。正是由于1958年开始实行的大跃进、总路线和人民公社，造成了以高指标、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的严重泛滥，直接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其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当时我们在学校做了些什么呢，回忆起来主要有：
1．大办钢铁，为1070万吨钢而奋斗。当年到8月份全国钢产量只有380万吨，离1070万吨尚差700万吨，于是决定在全国发动以小高炉为特征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其结果是全国小高炉土法炼出来的几百万吨生铁，合格率不到一半，大钢厂用这些劣等生铁做原料炼出来的钢材次品率、废品率非常高。真是劳民伤财，浪费资源、破坏生态、得不偿失。我们当时也是一样，在校园里筑小高炉炼铁，炼出的也是无用的铁疙瘩，人倒是搞得很疲倦。白天上课，晚上炼铁，我记得朱国伟老师给我们上内燃机课，他的课讲得很好，但我实在太困倦了，根本听不进去。
2．消灭麻雀运动。1958年元月规定从当年起分别在五年或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包括麻雀在内的“四害”。消灭麻雀受到许多生物学家的反对，他们坦诚麻雀不是害鸟，但这没有用，消灭麻雀依然成为“国策”，故“大跃进”中，消灭麻雀的群从运动在全国进入高潮。据不完全统计，1958年3月至11月上旬，8个月的时间里全国扑杀麻雀19.6亿只。当时我们在郊区农村不停地敲锣打鼓，敲击脸盘和一些能发声的物体，还将布条缠在竹竿上不停地摇旗呐喊，使惊魂未定的麻雀疲于奔命，无任何立足之地而纷纷坠地死亡。
3．参加劳卫制达标锻炼，实现体育大跃进。那时为了取得好成绩，白天晚上练；同学们相互呐喊鼓劲，有的还陪跑陪练。测试成绩时，有时在操场上通不过，就沿着马路斜坡往下跑，或者找个风向有利的时机进行测试，直到通过为止，因为班级集体荣誉很重要。
在劳卫制达标的基础上学校还组织了马拉松长跑运动会，我也参加了，而且取得了三级运动员的资格。我本来长跑是很不行的，为了达标，我每天早上从学校出发，沿着公路跑到黑石礁；在那儿小店里买一杯豆浆，喝完后再跑回学校。坚持了几个月，才取得这个成绩。
4．参加教育大革命。1958年大跃进，是经济建设方面的“大跃进”。教育事业作为上层建筑，必须要为经济基础服务，也得跟上大跃进的步伐。为此，应当贯彻党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以培养出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就是要理论联系实际，走群众路线，我们学生当然是其中重要的一员。
当时认为要搞教育革命，首先要开展大批判。批判白专道路，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体系。在制定教学大纲与教材编写的问题上批判资产阶级教授专家所谓的系统性、科学性、完整性等。在此基础上，我们班分成几个小组，分别负责制定教学计划、编写教学大纲、编写“一条龙”（即把几门课串起来）教材等。记得讨论过一些问题：学校应当传授给学生的是“猎枪”还是“面包”，大家还是认为应当给我们“猎枪”。在讨论“红专”问题时，有人坚持认为“红”应当落实到“专”上，否则就是空头政治家；也有人反对，常争得面红耳赤。在讨论培养目标时，有人说应当把我们培养成为有一定水平的工程师，至于到底是什么水平，也提出不同看法。
这一年，我们还参加了兴修水库、浇灌苹果园、清理海头废船坞的劳动。所谓废船坞是原来日本人废弃的一个船坞，坞内被一废水泥船阻塞。我们在探照灯的照明下挑灯夜战进行清除工作，非常辛苦。但那时真是不怕苦不怕累，甚至不怕危险，因为那些钢筋水泥废渣随时有可能刺伤你的身体。
毕业离校
1960年春季一开学，朱国伟老师就代表系总支给我们进行动员，提前利用毕业设计迎接技术革新、技术革命高潮。这样，一开学我们分别到各工厂进行毕业设计。我和几位同学是到大连造船厂，但没过多久，我的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换了，这样，我就回到学校搞高温镀铁。其间恰逢全国热火朝天搞超声波化，于是我就在朱国伟老师领导下，搞起了超声波研究，即在一些竹管、铜管上钻洞挖槽等方法以求能发出超声波振动，用来烧水、烧饭、洗衣、洗物件等，以达到节能之目的。那时日夜连轴转，辛苦极了。朱老师他比我们还辛苦，有时我看到他站着都打瞌睡。但遗憾的是这项工作结果是有始无终，不了了之。
到了1960年7月份，我们毕业了，我和张志刚、冯允懿三人被分到当时的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当教师。我既高兴，而又不高兴。高兴的是我可以回到我的家乡（湖北），不高兴的是我本来不想当教师，结果还是要当老师。
将我分配到武汉，一方面我可以回老家，很高兴；另一方面觉得那儿有的是大米饭吃，再也不吃高粱米、窝窝头了。哪知一到武汉，我的粮食定量由每月34斤降到24斤，且没有多少油、菜和其他副食品。实在饥饿难忍时，只好用酱油冲水充饥，真是苦不堪言。看来当时科学家也是头脑发热了。不过，尽管当初我不喜欢当教师，却终身以此为业，一直干到70岁退休，并觉得挺阳光的，确实真心喜欢上教师这个职业了。
余宪海：1954年考入大连海运学院船机驾驶专业，1956年因视力原因转至船机修造专业55级学习。1960年毕业后分配至武汉水运工程学院任教。1991年调至广州航海高等专科学校。历任副教授、教授并兼任教务处处长等职，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