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这本书静静的躺在桌头，窗外的阳光斜斜的溜进来，让我回想起了去年八月，也就是第一次读《苦难辉煌》的时候。
我出生在上世纪的九十年代末，那是改革开放的第十八个年头，距离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五年，距离新中国成立四十七年，距离毛主席去世二十年。人们在追逐富裕的浪潮中抛下了很多，忘却了很多。这是一个大变革，大开拓的时代，正如邓爷爷所说：“打开窗户，风会吹进来，苍蝇也会进来。”因而当我长大的时候，入耳的全是对这个党的诋毁声：“贪污，腐败，不作为，政府对外的懦弱。”而我沉浸在书海时，我看到的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那个黑暗的年代是怎样怀揣着理想推翻了三座大山，彻底挣回了中国的独立主权和自由。
在我感到迷惑的时候，我在14年8月找到了一本《苦难辉煌》，更幸运的是，我在14年9月，听到了它的作者金一南教授的一场讲座。
我是一个不喜欢交谈信仰的人，或许是底线的缘故，平时被太多的人嘲笑天真，渐渐的也就冷了心扉。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我的态度也是如此。
是现在的青年们太过轻率吗？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前仆后继的加入党呢？升官发财吗？我感到不解，心中不是应当怀揣着梦想吗？可是说出来又被耻笑。在物质权利的面前我说不出话来，心里会痛一会。
因此我一直在观望，在等待，在寻找中国共产党员，我希望能从他们的身上获取到信仰的力量。对于社会团体，我感到恐惧。因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入党变成了一种好处。无论在校内校外，私下里，人们议论纷纷。可是1947年的谭恩晋，是在一个晚上被叫到城墙根底下，问：“怕不怕死？”他说：“不怕。”负责发展党员的那位同志说：“好。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中国共产党员！”
我无意批判，无论是当今入党严格的手续和复杂的程序，还是当初把生命和热血都奉献给党的战争年代，也都有忠于党的和背叛党的。我只是想问：“当一代代青年学生怀揣着这种“好处”的心态入党，他们的身上究竟还有没有信仰的影子呢？”
如果不是为了一个伟大的共同理想，执政党又是如何始终保持强大的党外号召力和党内凝聚力呢？
今天我们谈到中国，就必然绕不开共产党。我们不能单纯的说：“党在1921年建立了，遵义会议党成熟了，中共七大党有了自己的理论基础，天安门前党获取了社会主义的胜利！！”这是不现实的，因为对比中苏两国革命历程你可以看见。这种革命的过程是多么艰辛，容不下任何的投机取巧。参加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脱党的，被党开除的7人，牺牲的4人，最后剩下的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在蒋介石政治词汇中充满了“枪决”、“斩决”、“立决”、“斩立决”、“见电立决”、根本容不下“流放”这两个字。
这也是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初始带出了一支非常精锐的队伍的原因，因为中国革命的空前惨烈性。中国革命不是没有投机，甚至数量还不在少，但是投机中国革命实在太困难了，因为中国革命这种生死考验太多了。
听过金一南教授的讲座，心里很高兴。空荡的感觉稍微少了些，多了些力量。我所观察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公正，坦诚的。朱德和毛泽东同志也有错误，去直视，去相信党，救亡国家与民族，或许可笑，却是伟大的。怀揣着这种想法的，无论是不是共产党人，都是伟大的。心里舒服了。桌面上明明是书，却仿佛又回到了那天的现场，重新聆听着金教授的教导。
我始终相信，一定的，一定还有这种人在。怀揣梦想，忍受外人的不解，为一种说出去可笑的为国为民的理想而坚持的人。我们不能一见旗帜就拜倒，大浪淘沙始见金，即使在白色恐怖蔓延时，也有人前仆后继的加入党，比如叶挺，比如刘伯承。
我们在中国近代以来，从未有过哪一个政治团体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拥有那么多不为钱权，只为一个主义，一个信念，就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的勇士。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蒋介石败走台湾。或许当我们这代人不解地嘲笑硝烟中的那些伟岸身影时，他们也在云端冷冷地鄙视我们这个时代的浅薄和低劣吧。
我不能也不会对时代多说些什么，就用金教授的话作为结尾吧：
“怀揣着理想主义去做事，多数时候会碰得头破血流。如果成功了，那必然是一番伟大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