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有幸拜读了钱穆先生的作品《中国史学名著》，使我对中国史学发展有了清晰的认识。本来我对中国历史十分感兴趣，但一直苦于中国史学名著众多内容各不相同，好比看到了一只漂亮的刺猬想要抱在怀中去不知如何将它拿起。钱穆先生的一番介绍使我感受到了中国史学文化博大精深的同时亦使我知道了如何阅读中国历史。
《中国史学名著》是由钱穆先生于一九六九至一九七零这两年间开设“中国史学名著”这一课程的讲义编撰而成。虽非著述之体，然亦使读者颂其辞。这本书从介绍记述三皇五代的《尚书》起始，至章实斋的《文史通义》为止，介绍了每朝每代的历史编撰方法。在文中，他将史学分为三种：一是“考史”，遇到不清楚、自相矛盾的地方便要考。一是论史，史事的利害得失应该有一个评判。一是“著史”，历史要有人写出来。他指出现在的历史学家在“考史”上花费了很多功夫，缺少“论史”的研究。这就说明我们再看问题时要究其根源，切不可只做表面功夫，否则只能不得其要领。我们现在通过收集资料可以知道《史记》和《资治通鉴》的作者和出版时间，但是我们却很少能说出这两者孰高孰低，谁记事详尽谁人物塑造的丰满。
书中钱先生还有自己对于当时正在发生的越南战争的观点。他说美军的武器装备很先进且后勤保障完善，但是战术思想却是一大软肋。飞机大炮先在人家地盘上一通炸，然后再派步兵跟进。一轰炸就要放几天假，一大批军人就要跑到台湾来花天酒地，着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军队！美国人一定会比越南人先厌倦这场战争。果然仅仅过了2年美军就撤离了越南战场。
钱先生提到，古人的实属之所以写的好是因为他们有一种精神蕴含于其中。例如司马迁，他秉承父亲司马谈遗命而作《史记》。他就兢兢业业的去做，无论如何都要将真实的历史记录下来以供后人查阅。后来在面临宫刑时悲愤至极的他曾想过要用自杀来解脱，可他想起未完成的史书和父亲的遗命又坚持了下来，终于完成了旷世奇作《史记》。东汉时的班固在撰写《汉书》时就被人诬告，说他“私改作史记”，因此被关进了监狱还被搜了家。后来他的哥哥出面为他伸冤他才出了狱。这一部《汉书》历经班固的父亲班彪、班固及其妹班昭才算完成，可见古人对于历史的严谨和重视。反观我们现在，在历史著述上有所成就的人寥寥无几，能和司马懿还有班固媲美的人更是凤毛麟角。我想这正是由于我们的生活过于急躁，对于史学这种需要时间和缜密思考的学问我们吝啬于将时间投入其中。教授们每天都在忙着搞科研揽项目评职称，以教书为本的人竟将职务于利益放在第一位讲课倒在其次了。学生们每天也很混沌，只想着考试如何才能拿高分，至于真的学到了什么考完了再说。可是在《史记》那时，或者更早的《尚书》成书之时，有人会对司马迁或周公进行绩效考评吗？有事伟大的作品并不需要太多的物质利益驱动，而是需要心中的信念和想要留下些什么给后人欣赏的渴望。
古时的历史学家们也是很有气节的。钱穆先生在书中举过这样一个例子：汉朝时有一位皇帝在翻阅史官记述的史书时发现有一处让他不满意便要那位史官重写。可那个史官竟宁愿被杀头也不肯改，皇帝便杀了他并让他的弟弟代替他。可哪知他的弟弟也不愿就范，皇帝便把他也杀了。接替前两位史官的人提前得知了这件事，便告诉皇帝如果非要更改这段历史的话就请把他也杀掉。皇帝最后没有办法只好作罢。反观现在，为什么中国人近二百年来倍受欺辱？原因就是缺乏了古代史学家的这种气节，这种“狼性”。在日本人发动侵略战争时，中国这个自古以来自诩为天朝的国度竟出现了一大批为日本人卖命的汉奸。我们生活在中国，一直接受着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教育，殊不知我们其实被焖在了中国文化的酱缸里，一代代浸染一代代发酵，使我们的奴性思维根深蒂固，早已忘记了古人那宁死不屈的胆魄。历代帝王都希望自己的子民愚昧十足、令行禁止，只知忍受而不知反抗，千年的教化使我们自由的意识消磨殆尽，我们是酱缸里的中国人。作为年轻的一代，我们应当吸取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舍弃其糟粕，解放自己的思想，去探寻枷锁外那美丽的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