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大连海事大学的前身三校并校50周年。
在回顾学校走过的漫长道路时，我们自然会想到一位可敬的老院长--朱杰同志。
1949年8月，时年27岁的朱杰同志受命组建东北商船专科学校，并在1950年春率全校师生迁校大连，那时他是主持全校工作的教育长。在1953年三校合并后的大连海运学院历任教育长、副院长、院长、党委书记，1984年离休。1988年不幸病逝，享年66岁。他把一生中最长、最宝贵的那段时间和精力全部贡献给了我们学校的建设，贡献给了新中国的海运教育事业。历史不会忘记他，海事大学更不会忘记他。
我不想也没有能力记述他的毕生功业。从新中国高等海运教育奠基开始，他就在学校的领导岗位上工作，至离休时长达35年，他的工作经历与海大初期的历史紧密相连。
我只想记录一些片段，一些平淡却又难忘的印象，作为对他的怀念。
没架子
朱院长在我校最后的职务是党委书记，但大家却一直称他朱院长，早期毕业的校友甚至一直称他为朱教育长。称呼老职务或许是由于习惯一时改不过来，而我觉得这其中还透着一种情感，一种亲切。
他，高高的身材有些清瘦。也许是青年时期的军旅生活养成的不苟言笑的习惯，加上那副深度近视眼镜，乍看上去，显得一脸的严肃，好像“官架子”不小，令人不大敢接近。其实，他一点架子也没有，而且最为平易近人，最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就说学校搬迁到现在的校址以前在白山路的那几年吧，那时我们这些年轻教师和学生一样，课外活动时间和自习前都在校园内活动，而活动的人群中总是有朱杰院长的身影：不是在篮球场上和大家一起奔跑，就是在沙坑前充当裁判，要不就是在跳箱(类似现在的鞍马)旁边给人“保架”……在生活上，谁有个大事小事他每叫必到。比如哪个人结婚，他不但要去祝贺，还要给新娘子出一点“难题”。在这些场合他不是领导，是群众中的一员，是伙伴。时间一长，他自然熟悉了大家，大家对他也自然有了感情和信任。朱院长逝世时，前来参加追悼会的校友挤满了告别厅内外，泪水和沉痛的心情正是这种感情的写照。
搬家
东北商船专科学校建校时校址原在沈阳，这显然不适合学校的性质。所以在1950年1～2月寒假期间，学校搬迁到了大连。当时的旅大市政府很支持学校落户大连，决定把教职工宿舍定在当时大连的最佳居住区之一的桃源街，并划拨了一些高档住宅给学校。朱院长的家就安在那里，是一栋很漂亮的花园洋房，这与他在沈阳时的家(在办公室一角挤出一间房)相比真是“鸟枪换炮”了。我们几个年轻教师还乘兴前去参观，看完房子赖着不走，起哄要“等着吃饭”。不过，没住多久他就把家搬到了离学校很近的一处简易房去了。当时这种房子没人爱住，除了几个单身教工，有家眷的不到那里安家。因为那一带是日本人在二战后期开发的，当时的日本已国力枯竭，房屋建筑力图省工省料，是名符其实的“简易房”，质量很差，而且附近只有一两家个体小商店，生活条件也很差。为什么要往这种生活不便的地方搬家呢?他说这里“方便”。当然是为了“工作方便”。原来桃源街家属宿舍离学校很远，上下班靠班车接送，而他经常在学校工作到很晚，无法回家，只好到学校医务室的值班室去“借宿”。宁肯忍受生活上的不便以换取工作上的方便，说好说，能真正做到却不容易。
大饼和方便面
朱院长的生活一向很朴素，除访问日本时做过两套“料子服”外，我几乎没见他穿过像样的衣服。我校医院原院长、当年的值班医生曹殿禹同志给我讲过一个朱院长“借鞋”的故事。上世纪50年代初，朱院长准备去北京参加交通部教育工作会议的头天晚上，曹大夫发现朱院长脚上的皮鞋太旧了，心里觉得堂堂领导穿这么一双连底都磨平了的鞋去北京开会，未免太掉价了。当时现买又来不及，于是他就硬把朱院长脚上的鞋扒下来，把自己刚买不久的皮鞋“暂借”给他穿走。个人生活俭朴当然是一种美德，使我更难忘的是朱院长花公家的钱也非常节俭。1950年初，朱院长率领我们三个助教到上海招聘教师(记得到上海那天正遇上国民党飞机的“二·六”大轰炸)。上海有名的锦江饭店内专门设有一处供外来出差人员住宿的地方，住室虽然不像饭店客房那样华丽讲究，但很整洁，伙食有中、小灶，交通又方便，自然是个很理想的住处。可朱院长却带我们住进了八仙桥的一家小旅馆里，而且硬是另加一张床和我们住在一起，拒绝另开房间。早上我问早饭怎么吃，他想了一下，命我到街角的铺子里买些大饼和咸菜作为早饭。以后大饼和咸菜就成了早餐食谱。说实话，我这东北人是吃粗粮长大的，觉得吃大饼也还不错，后来才知道那是上海最便宜的早餐。我们招聘来的一位教师事后曾问我“你们在上海为什么选那么个不起眼的地方住”。惟一的答案就是省钱。那时出差费不像后来“定额开支，节约归已”，而是实报实销，省一分钱就是为国家节约一点。
类似这样的事情，在30年后我又遇上一次。1980年5月，朱院长受交通部委托率团赴日本考察海运教育。在东京，我们住进了接待单位安排的豪华的新大谷饭店。作为中国交通部派出的政府代表团，自然不能要求人家另找个便宜的住处，况且接待单位--日中贸易促进会还专派一位常务理事陪同我们。早上，我们走进饭店的餐厅一看，饭菜品种琳琅满目随意选用，但餐费固定且价钱太贵。一顿早饭大约要用掉我们整天伙食费标准的一半。吃过两次后，朱院长发话了：“能不能想办法省点?”怎么个省法?我们的午晚两餐是在一家中餐馆吃饭，虽然比较便宜，但人家不供应早餐，我们要是去街上的饭摊吃，那可是真的掉中国人的价了。最后决定，由我每天晚上到一楼的商店去买方便面，第二天早上开水一泡解决问题。方便面当早餐，作为代表团，我们很可能是第一份。后来报销时，不但经费没有超支还有节余。
大饼、方便面也许不算什么，但我总觉得其中透着一种纯朴的节俭精神，与那些铺张浪费、讲排场的现象对比有着多大的反差啊!
爱好
朱院长有两大业务爱好：篮球和桥牌。在部队时，他曾经是团里的篮球队长，后来，在四平战役时肺部受了洞穿伤，伤愈后身体不行了，但仍然热爱篮球。五六十年代，学校经常邀请外单位球队来校比赛，看比赛他每场必到，当时的校篮球队打遍全省无敌手。同时，他还提倡其他体育活动，所以那时学校的体育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省运会上我校曾战胜辽宁体院夺得总分第一。
朱院长也喜欢打桥牌。有一段时间，一到节假日他常常是在桥牌桌上度过的，算得上是“桥牌迷”了。有一次桥牌还帮了忙。大约是1955年，朱院长陪同我校的苏联专家带着研究生班赴上海、广州调研，研究生坐船先走，朱院长、苏联专家带翻译和我坐火车。在车上一时找不出太多话可唠，闷在那里不说话场面又很尴尬。这时朱院长忽然想起了打桥牌，一下子气氛就活跃起来，一路上都很愉快。
说起来当领导也真不容易。老百姓有什么业余爱好没人会说什么，而轮到朱院长，就有议论了，说那是“不务正业”，“文革”一来又升级为“拉拢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手段”，“为资本主义复辟招兵买马”，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啊。
重挑重担
“文革”开始后，朱院长首当其冲，第一个被打成“走资派”，备受折磨。连续地批斗、游街、打骂自不必说，更严重的是他胃溃疡恶化胃切除4/5，术后未等痊愈就被勒令回校劳动，从此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饭后如不平卧一段时间，吃下的东西不等消化就直接排泄出来。消化系统不能正常运转，身体健康受到严重的损害。同时，早年的肺洞穿后遗症--肺纤维化也在加剧，呼吸道系统也出现了障碍。就这样，一直到1984年离休，他一直是带病坚持工作的。
“文革”后期朱院长被“落实政策”调到市里工作，至“四人帮”粉碎后才回到学校。当时，遭受“十年浩劫”后的学校百废待兴。要拨乱反正，清除“四人帮”的影响；要落实政策，整顿教师队伍，恢复正常教学秩序；要适应改革开放的形势需要，兴办新专业，开展对外交流……面对如此繁重的任务，学校建设是多么需要坚强有力而又谙熟校情的领导力量啊!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经过新到任的院党委书记李景天同志多方努力，终于促成朱杰同志回校任院长，再度挑起学校改革发展的重担。朱院长的回校，一方面是由于组织上的信任和全院群众的企盼，另一方面则是出于他个人的两个原因。其一，他在学校工作那么久，熟悉这里的一切，对学校怀有难以割舍的感情。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缘于一个共产党员的情操。他并非不了解回校后任务的繁重和工作的艰难，单从个人考虑，他本可以找个清闲的地方好好保养一下病弱的身体，但是他的事业在学校，他没有“避重就轻”，还是回到了学校，展示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勇挑重担的本色。朱院长离开我们已经15年了。这期间我们的国家正在改革开放中实现新的腾飞，我们海大这艘船也已从“沿岸航行”驶入远洋，正向“世界一流航海院校”的目标航进。海事大学的巨大发展，对于把学校建设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而为之倾注全部心血的朱杰院长，当是最大的安慰吧。
闵中立：
1944年考入东北航海学院前身哈尔滨高等船员养成所；1946年入东北临时大学，当年转入国立辽海商船专科学校；1949年该校并入东北交通专门学校；
1949年任东北商船专科学校助教；
教授；曾任硕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