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已是50年前的事了。
1953年的秋天，我从福建航海专科学校毕业，随即留校担任助教。在毕业前后的短短一年中，我经历了两次并校过程。这对一个初涉社会的年轻人来说，当然是一桩难以忘记的大事，以致50年后的今天仍然经常浮现在脑海之中。现谨记下两次并校中的片段经过，以此纪念大连海事大学成立50周年。
在厦大航专的两年我得先从厦大航专说起。1950年，厦门大学成立了航务专修科（简称厦大航专），是年秋季开始招生。刚刚高中毕业的我，怀着“航行四大洋，周游全世界”的美好憧憬，考入了厦大航专。新建立的专业，师资、设备都很欠缺，学生也很少。当时我们年级才20多名同学，加上从海洋系航海组转过来的七八位二年级老同学，全科两个年级总共不过30几名学生。从师资方面看，专业课老师只有郑沅、刘荣霖两位教授，张绍熙、蒋菁两位副教授以及吴景荣等助教。科主任由刘荣霖教授兼任。专业所需的教学设备则仅有少量从香港采购来的英版海图图书以及两脚规、平行尺等海图作业工具，再就是从旧船上拆下的救生艇、船艺索属具和一些仪器。至于实习船，也只是由当地船厂订造的几十吨的实习机艇。我们用它练习港区航行和离靠码头。总之，这些条件与大连海事大学今天的情况相比，实在是天壤之别。不过也应指出，航专毕竟是厦大的一个科系，厦门大学这座南方著名的学府，其师资力量是十分雄厚的，各种专业的名教授云集，学校的图书设备很丰富，校园很大，环境优美。我们的基础课和公共课都是由厦大各有关院系的老师来承担的，“政治经济学”课还是由《资本论》两译者之一的王亚南校长亲自讲授的哩！
当时，厦门地处前线，与敌占岛屿之间常有炮战。敌机时常前来骚扰，学生在防空洞内上课是经常的事。只要一有警报声响，同学们便拿起书包，鱼贯进入教学楼旁的防空壕，再沿防空壕迅速转移到南普陀山的山洞里面继续上课。这时候虽然天上（高炮）炮声隆隆，洞里却平静得只有老师的娓娓讲课声。朝鲜战争开始后，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厦门前线的形势更加紧张。因此，政府决定厦大的理学院和工学院内迁，其他学院则坚持在厦门上课。我们航专由于归属理学院管理，也就随之迁往龙岩山区，暂时“在山区中学习航海”。龙岩是一个革命老区，那里的老百姓不但革命觉悟高，而且革命知识也很丰富。我曾经遇到这样一件事：“五一”节休假那天，我们与当地老乡闲聊，老乡突然考问我们“你们知道国际劳动节的诞生地在哪里”？大家都答不出来，可他却能告诉我们诞生地是在美国的芝加哥。随着局势缓和，几个月后我们便又迁回厦门上课了。
记第一次并校
当时，由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集资兴办的集美学村，也有一所培养航海人才的学校--集美水产商船专科学校（简称“集美水专”）。有鉴于在同一地区设置两个相同专业的不合理布局，根据国务院关于全国高等工业学校院系调整的布置，中央教育部、交通部并经福建省委和陈嘉庚先生的同意，决定于1952年夏天将（国立）厦大航专与（私立）集美水专合并，在集美成立了（国立）福建航海专科学校（简称福建航专），校长由刘荣霖教授担任。于是我们便开始了第一次并校行程。
厦门与集美近在咫尺，两地间只隔了一个海峡，当时尚未建设连接两岸的海堤，但搭乘轮船（俗称“电船”）几十分钟便可到达，所以并校过程从交通上说并不存在太大的困难。我们利用假期迁校，假期一过便正式开学了。
两校合并后，学生数增至130多名，教师也增至20多位，学校的行政机构也很快设置齐全并正常运转。值得一提的是厦大航专和集美水专当时都没有共产党员，而且整个厦门大学也只有10来名党员。为了加强对福建航专师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厦门市委和厦大党委特地派了政治辅导员，成立了党支部，叶森玉任党支部书记，尤芳湖任团委书记。
集美学村的环境十分优美。福建航专建校时，学村董事会一方面腾出校舍借给我们使用，另一方面仍然蒙陈嘉庚先生集资为我们建筑新校舍。当时，陈嘉庚先生住在集美学村，我们可以经常见到他。老先生几乎天天在随身警卫的照顾下，到工地检查工程质量，这种情景着实令人感动。我们的新校舍--第一排的几栋一层楼房很快就盖好了，同学们也搬进去住了。紧接着又开始建筑第二排的二层楼房、第三排的三层楼房和第四排的四层楼房。如今我们如果再去集美学村参观，那些当年建成的层层叠叠的琉璃瓦建筑，依然是一幅美丽的图画。
并校后，我们这个年级在相对平静的环境中学完了最后一年的课程，终于在1953年的夏天毕业了。我因留校任教，没能和其他大多数同学一起去参加两年的海上实习。学校指定我担当郑沅教授的“地文航海”课助教，同时担任蒋菁老师的“电罗经”课助教。
记第二次并校
大连海运学院是在1953年春天，由上海航务学院和东北航海学院合并成立的。半年之后，到了秋天，海院派任进之（学院党组成员）、李守正（学院组织科干部）和于长山（航海系秘书）等3人小组到达集美，从事福建航专并往大连的先遣工作。这时候，我才知道我们又要并校了，而这次并校是要搬到几千里以远的东北大连，不是像上次并校那么简单了。
由于这次并校是全校师生和设备的长途大搬迁，许多教职工的家属对于东北的寒冬尤其恐惧，因此细致的思想工作和众多的事务让人备感忙碌。但是意想不到的是大家竟然很快就接受下来。之所以这么顺利，我想主要原因有下面三点：一是在大连海院、厦大党委和厦门市委以及本校同志的共同努力下，思想工作做得比较好，解除了许多人的各种顾虑；二是大家都认同三校合并、集中力量办好一所学校的好处，这一点是最根本的因素；第三点也可能是大家经历了长期战争环境的磨炼，对环境变迁有着较强的适应能力吧！
经过紧张的准备工作，1953年11月6日我们终于启程了，开始了为期10天的旅程。那天清晨，全校师生及教工家属200多人，从集美学村分乘多辆长途汽车前往福州，稍事休息，然后从福州乘江船沿闽江驶向南平，接着再从南平换乘汽车翻高山越峻岭，经过武夷山后到达了江西省的上饶市。大家可能不了解为什么会这么麻烦？那是因为在50年前福建省还没有铁路，我们只能到江西上饶乘火车啊！为保证顺利搬迁，交通部在上饶包下了两节车厢，其中一节为硬卧车厢，供同学使用；另一节为软卧车厢，供教工及家属使用。我和许多同事一样，都是第一次上火车。我们在到达上饶的当天晚上便换乘火车北上了。
列车到达上海站后，休息了两天。大家仍住在车厢里，白天可以出站闲逛，晚上必须回到车厢。由于冬天已经来临，学校为大家添置了冬装，每位师生一套蓝布棉服和棉帽，大家都穿上了这套棉服继续北上。沿途又经过了南京、浦口、济南，越过了山海关，于15日的半夜到了沈阳站。此时，列车上的温度计显示-8℃，这是我第一次经历这么冷的天气。次日--11月16日下午，列车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大连，我们终于结束了一次跋涉数千里的远行。海院的领导和同志们热情地来迎接我们，茅埕院长、朱杰教务长等领导亲自到车厢里向我们握手问候。我们走出漂亮的大连火车站，学生们被送往学校的学生宿舍，有家眷的教工被送往早已准备好的居民楼，我们几个单身教工则住在民生街“七层楼”集体教工宿舍。航海系张润泽老师亲自领着我们住进了暖洋洋的居室。他告诉我，今天（11月16日）是北方供暖的第一天。我记得下车时车厢的温度是-3℃，但我们心里却感觉温暖如春。经过一天的休息，11月17日晚上，学院在白山路校区举行了盛大的宴会，为远道而来的福建师生们洗尘。席间，朱杰教务长给每一位教师敬酒，他居然能够将从集美来的所有教师的名字一个不漏地了念了出来，其中也包括当时最为年轻、才当了几个月助教的我在内，令在座的人无不惊叹！
郭有润：
1950年考入福建航海专科学校前身的厦门大学航务专修科；1953年毕业留校工作；
教授；曾任大连海运学院航海系党总支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