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到老，学到老"。的确，人生就是如此。但本文的"求学"乃专指我在大学里，脱产一学期以上专门从事学习的过程。
从航空到航海
1956年伊始，我高三寒假中的一天，街边杂货铺的伙计来我家传话（那时公用电话的业务之一），说校长叫王立安到办公室去。妈妈的不安都写在脸上，我也说不清找我何事。五年半春风化雨，严格而有序的教育，已把我从一个顽童变为一个颇具事业心的好学青年了。平时从无负面的事迹。但走进校长室前，还是有些忐忑。校长微笑着叫我坐下。十来分钟后，我几乎是飞跑回家。进门就气喘吁吁地嚷开了："妈妈！航空工业大发展，要提前半年保送一批人到南航念书，我被选上了。将来是造飞机的。"这意外的喜讯让大家高兴了好几天，也为那年春节添了几分喜气。
校车从南京火车站接得我们这批新生后，驶往御道街北口，南行一百来米左转，停在了大院内。下车后，大幅标语映入眼帘："热烈欢迎您，未来的航空工程师！"就这样，在无比的兴奋、期盼中，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南航（曾名南京航专、南京航空学院，现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所年轻的大学，且深受苏联影响。苏联专家虽已撤走，但从翻译的教材，作为教具的米格机，实验室设备，直到校广播台经常播放的音乐，都反映着这一点。那时校内小河沟中还有一只铝质"小船"，锃光瓦亮的。经人介绍，知它是半剖的米格机副油箱。那的确是只挺有诱惑力的"小船"。我目睹一位新同学（其好奇心和冒险精神胜我一筹）果敢跨入。岂知他一进去它就侧翻，弄成个落汤鸡。亏得沟水浅，有惊无险。后分析，这种"船"的舯剖面毫无恢复力矩，决不能当船使的。不久这祸根子消失了，或许是因为已经害了好几个同学落水吧！
我编在春2104班，属于发动机系的喷气发动机专业（这届有4个班）。班上学生主要由南京、常州、苏州三市的重点中学保送而来。一系列的入学专业介绍，尤其是参观航空涡轮发动机时，我完全被实物的复杂、精密和老师深入浅出的讲解所惊叹、折服，顿觉前景广阔，也为自己将要从事这方面的设计制造事业而自豪。1956年全国唱响的主旋律是"向科学进军"（还提倡发展个性），我听来感到分外合拍、带劲。三个学期的生活如沐春风，紧张、充实、自觉、愉快，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变局是从1957年鸣放开始的。初期我不甚关心，仍是背着书包穿梭在教室、宿舍、图书馆、食堂之间。一天，几个同学在议论一份反响较大的大字报；说将来工作成问题什么的。我去看了这份东西。原来是老大哥们去兵工厂毕业实习时发觉，厂里已好久不造飞机，在生产饭盒。航空毕业生改行做工会或别的机关工作了。还说这情况不是短期会改变的。这消息可真够爆炸性的！校方也没出来"辟谣"或解释。第二天又听说校长门口贴上大字报了。尽管不久反右开始了，南航的校领导还是能很理智地面对上述局面。校方发文坦陈以前对形势的估计和招生工作的失误，决定大力收缩办学规模，并称已经与高教部商定，全国将有几十所高校支持同学们重择志愿，转学前往。转学不必再考，只参考已有成绩，由对方院校决定。但转专业必须重读一年级，因为各专业要求不同……。一度为之痴迷的航空前景被蒙上了阴影。
"是留守等待航空发展，还是转学？"我甚为迷茫。后来在图书馆门厅的大桌上散放着许多院校的介绍资料，我在犹豫中也去翻阅。由于我未经高考，故对全国高校从未作过面上的了解。偶然看到一张晚报大小的"大连海运学院院刊"，我被一篇毕业班同学的远航实习"过赤道记"所吸引。"啊！还有这样的学校？！"我几乎喊了起来。少年时代浪漫而遥远的幻想竟然在现实中清晰起来了。1949年前后，父亲一直在沪工作。周末回苏州时常带给我两种杂志：《小朋友》和《中华少年》，大约维持了两三年。那三十来本我的启蒙读物中，留下极为深刻印象的就有三宝太监下西洋，宝岛（司梯文森），鲁宾逊漂流记（迪福）这类航海冒险故事。后来又看了《老人与海》等读物。曾经有过带领船队航行全球包括南北极的幻想。但好久以来我以为解放台湾都未成功，海军长期积弱，世界大洋也远非我们置喙之所。因此从未想过我国还存在着这样的工作。这时看到现实已有人在干这件事，而且来招生啦！"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一向被我视为人生一大乐事，今后有可能成为我工作的副产品，岂不美哉！我愈想愈起劲，决定转学航海；还给好友李祥元等介绍了。那时海院招生组来两人：刘大健、张鹏祥。他们看了我的档案资料后问，除驾驶外，轮机专业也是上船的。愿否？我回说："我要干就学驾驶当船长。"其志甚坚矣。我倒还不无担心地加问了一句，原航空大发展计划有失误，航海有无此情况？刘答曰："正因为转入建设时期，军机制造缩小规模，船队运输则需大发展。"就这样，我被录取了。
1957年暑假后，我们这批转学学子经过4天3夜大热天气，硬座火车的颠簸、煎熬，从南京到了大连。年轻人意外地看到大连火车站竟是如此壮观、漂亮，在兴奋的议论中很快就把旅途的疲乏和不满驱散了。我终于如愿以偿，来到了"航海家的摇篮"--大连海运学院。
我经历的反右
到海院后，我的班级共三十余人：南航的9人，北京二外留苏预备生6人，其余为原海院的。第一次课，我班被航海系邀到院小会议室参加系的反右批判会，被批者是气象学教授陈维风。第二次反右课是全院大课，在风雨操场，被批者是物理讲师王熙华。诸多批判者义愤填膺，上纲上线。王的右派言论及批判者的话我都忘了，只记住了这样一幕：某位王的同乡揭发王私下对他讲的右派言论后，大家追问王"有没有这事？"王迟疑片刻，说了一句"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那同乡刹那间满脸通红，尴尬得接不上一句话来。当然，此类尴尬很快就淹没在满场"老实交代"、"不许反扑"的口号声中了。
反右开始时我在南航。从鸣放以来，我自忖政治水平低，提不出意见，所以一张大字报也没写，一句话也没说，精力还在诸课程的学习上。到6月中下旬，鸣放转入反右。班上要开辩论会，说重点对象是同室的周某时，这才吃一惊。周学习中上，但课外书读得多；平时讲起天下大事来一套套的，大家听来也觉有理。这次辩论主题为"还我青春"口号是否反动；周还说过"铁托是英雄"，"反对外交政策一边倒"，也一并辩论。虽然我对铁托不了解，但辩论中我觉得周更在理。我甚至举手想发言支持周反对一边倒的论点；我认为外交政策应该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岂能向某国一边倒。后因时间到了没叫我发言。散会后听说晚上还要开会，后又说不开了，睡觉前又听说找部分人开了会。第二天辩论会继续。这次一上来就气氛严肃、紧张，许多人一道举手要发言。虽然双方论据跟昨天差不多，但明显对周上纲上线，愈来愈不讲理了，神态、气势上几乎要把周压垮。周此时是百口莫辩，后来索性不开口。这时我已猜到昨晚开会的内容了。我十分沮丧、害怕，知道如发言支持周，非但与事无补，反而是往枪口撞了。会后我分别找了平素较敬重的两位同学，"怎么能这么不讲理呢？""不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闻者足戒，言者无罪吗？"对我的问语，一位顾左右而言它；另一位也不回答，迟疑一会儿却反问："你问那么多，干吗？"辩论会后来的发展以及海院反右的经过，在我心中投下了巨大的阴影，生出难言的恐惧来。天生这喜怒易形于色的性格，我今后的路可怎么走？
折腾与坚守
在驾驶专业的五个学期（1957.9-1960.2）里，我亲历的社会活动络绎不绝：
从1958年春至1959年夏，许多次社会劳动。赴金县二十里乡修水库；在海头船坞挑灯夜战清挖坞底；为大连造船厂万吨级船坞挑抬巨石填坞底；到大连海港卸车皮，解困'船压港'；奔大连火车站装车皮，运肥支农；下金县，抗旱浇水救苹果树。
1958年5月，打麻雀3天，到河口附近山坡上敲锣打鼓，大轰大嗡。
1958年5月，教育大跃进比武。航海、轮机两大系主任轮番上台挑应战，来回加码。最后航海系主任说"两年内赶上英国皇家海运学院。"院大饭厅南门上高悬的大幅标语为"教学科研赶清华，生产劳动赶哈工大，全面超过工学院！"还派了院干部去大工送"挑战书"。
1958年夏，体育大跃进。要求我班在一个月内，二级劳卫制、三级运动员、三级裁判员人人达标。
1958年夏，大搞科研。约半个月。
1958年秋，大炼钢铁。40天。院内大部分人去老铁山采矿运输，少数在院内建小高炉，我班是之一。我先在海头做砖，因会电焊（南航实习过）而调为建炉--焊盘风管。活干得还行，又派往海管系去支援。
1958年冬，拔白旗。半个多月。航海系的白旗以黄庭枢教授为首，轮机系以朱绍庐老师为代表。从全面来看，朱也是全院最耀眼的"白旗"了。
1958年冬，宣传三面红旗。我班到河口居民区演自编的小节目。李其彰指挥唱歌；快板词是"人民公社好，吃饭不要钱"之类词句。董庆生勾个武生脸，一声叫板，从侧面边吼边出，起霸，象征钢铁元帅升帐。
1958年12月，教育革命大辩论，一个月。在大跃进已成气候的形势下，还有"辩论"的必要吗？谁还会有"反面"意见呢？已把培养"普通劳动者"写进了本科各专业的培养目标。一切朝着几年后的教育方针--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演变。
1959年冬，交心。学八届八中全会反右倾文件，向党交心鼓干劲。
以上各活动中，除劳动对于工农业生产尚有些积极意义外，其余各项恐怕都找不出什么积极意义，倒有不少负面效应。
然而，我们毕竟还是基本上学完了每门课程。每次从折腾现场回到课堂时，我发觉大家都分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了。老师们也这样。连学校的管理部门也有类似的积极表现。例如，在折腾中，游泳馆、图书馆、红专轮都大体上按计划落成并交付使用。给我们安排实习时也是煞费苦心 动足脑筋。这一切无非是原教育系统强大的惯性使然，是一种朴素的道德观念的坚守，做好本职工作。对我来讲，也许还有传统文化观念"穷则独善其身"的作用。我来此不易，将来要远航。我会去造访世界的巨港僻壤，运送货物，播洒文明之光；或许要穿过强劲的西风带送他们去南极建考察站；也会像贝汉廷那样，与洋同行谈论狄更斯、雨果、马赛曲，并推介杜甫、司马迁、茉莉花；也有兴趣追寻郑和与哥仑布的航迹，分辨传言的真假；我会有比常人更多的机会"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从而写出别具一格的游记篇章……。我必须具备精湛的专业技术和丰富的百科知识才能称职。我必须抓紧准备，愈折腾愈要抓紧。
由于南航已有的基础，到驾驶专业后课程学习较轻松。课外我把精力放在英语和百科的涉猎上。游泳馆一开放，我就很快学到了达标的水平。图书馆一开放，我成为常客并如鱼得水。1959年夏的实习中，我有意在大风浪天找水手长要船艏艉活，为的是更快的过晕船关。在这次全面体验航海生活的两个多月内，对未来工作的认识也由原来较多的少年浪漫而增添了诸多厚重和现实的内涵。这几个学期除了开口较少，其它都力争上游。这些努力，在1959年10月李守正带领全班认真进行的学年鉴定中得到了印证。"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评论我时，全班上下一致认为在劳动、学习、社会工作诸方面都属优；但思想上"要求进步不迫切"，"未能积极靠拢组织"，"对九个指头的成绩看得不够"等。这些评语是准确的。然而我却很难突破已形成的底线了：可以不说，但不会放弃独立思考。
那期间，学习之外最高兴的是两件事。一是操艇出海，次数虽然不多，但每次我几乎都把它看成一次未来航海生活的预演，充满兴趣。再就是观赏运动会的比赛。说观赏是因为自己水平实在太低，没一项能参赛的，只有当观众的份。但我非常认可甚至崇尚"公平竞争，追求卓越"的体育精神（还认为应推及其它领域）。特别是当院篮球队比赛时，我总是奋力挤到前面；对于张洪德的威猛、骁勇、矫健，王为晓的灵活、机智、诙谐都留有深刻的印象，也常与大家津津乐道。
航海梦碎
1958年8月初，风闻要到上海去办分院了，而且说要征一批人当助教，要求大家报名。李祥元对我说"大概要找到你。"我大惊失色，马上追问其详。他看我真急，就乐了，说纯粹是开玩笑。"这玩笑可开不起啊！"我吁了一声。8月20日前后，院里正式贴出布告，征求报名当助教和政工干部。我未报名。更早一点，说这事的是数学老师朱樵。一次课间休息，他叫我到一边，说"我看你对数学挺有兴趣的。怎么样，到我们教研室来吧？"朱老师对我这个数学课代表的好感，已经在作业本中两次评语里表示了，但从未提过改行的事。我说明了为航海从南航转来的经过，坚决而不失礼貌地回绝了。几天后一次路遇数学教研室主任苏士德老师。他笑眯眯地拦住我道，"你叫王立安吧？"然也。"愿不愿到我们教研室来？"我把老话回了一遍。他点头称是，却又补充说，"年轻人搞航海合适。但从长远来看--"，"对不起，苏老师。那边有人等着我。咱们以后再谈吧！"我匆匆打断了他的话头，转身跑开了。
班上团支部与班会对此类报名事展开了讨论。无非是说应做正在大肆宣传并大行其道的"党的驯服工具"云云。我当即表示：如果指名叫我去，我不会犟，要自愿报名，那我不报。
转眼1958、1959年都过去了，那时候有头无尾的事多的是，早以为那事也如黄鹤西去啦！谁知道1960年2月新学期刚开张，学校成立了数理力学系，号召大家报名。我有点发慌，正在琢磨如何应对的时候，班长Y君开班会发话了："大家经过……，觉悟都有了空前提高。对于这次组织上大办教育的新举措，相信一定会踊跃报名让祖国挑选。因此，我已为我班集体报名了。大家看怎么样？""同意！"一片鼓掌同意的呼声。我呆傻了，却又不敢反对，知道这次真的在劫难逃了。两天后，Y找到我，通知我和金正权被选中了--力学师资班。我半晌无语；尔后问Y"你是为啥从北京转大连的？"他稍一愣，几秒钟后说"是啊，你我都热爱航海。可这次正是为了航海事业的更好发展，组织上看到了你俩的长处……"我知道事情已无法挽回了，再废话也没用，他也只是奉命行事。当晚通宵失眠。方方面面都想遍了，最后以"胳膊扭不过大腿"为结论，强令自己接受现实，服从需要。
一天后全班为金和我开的欢送会上，大家讲了许多热情、褒奖、鼓励的话。最后我作答时竟失声大哭起来。对友情的感谢，航海理想的破灭，转学的悔恨，难言的委屈，对现实的无奈--五味杂陈，憋了几天，终于爆发、释放出来。这下人倒反而轻松了。我表示："今后无论到什么岗位，至少会以诚实的劳动，完成本职工作。还会努力以创造性的劳动做得更好。"这的确是我大量思索后的实话实说：可变的因素太多了，我不可能自己选择专业，只能以这个原则来以不变应万变。
与我同样破碎了航海梦的金，比我还犟些。欢送会上一言未发，会后拍集体照时先不肯，好说歹说才将就了。他在北外已经等了两年，因中苏外交之变而未赴苏，也因酷爱航海而转来。只有我最同情、理解其委屈、无奈，但又有什么用呢？
去师资班后与老班的联系很快就几乎没有了。除集体照外，后来找了李祥元、叶鸣銮合照一张，后又有缘与叶鸣銮、刘志强合照一张，都是珍贵的纪念品。
师资班苦读
1960年2月22日晚，开数理力学系成立大会，到11点才结束。只记得说我院还要成立若干新专业，包括原子能动力装置、精密仪表等。
力学师资班由本院22人和外校16人（武汉水院7人，大连工专6人，哈尔滨交通学校3人）组成。系总支书记首先就定下基调："……我们应以教育革命和技术革新为中心。师资班水平的提高就是以任务带提高。现在教研组缺人，任务重，难道我们丢开任务还像以前那样关门上课吗？"我一听就知道惨了：把我们当教研组的成员来用了！我们此前就学过那么一点航海或轮机的力学，怎么顶用？更可气的是教研组那时的"大搞教育革命和技术革新"多半就是运动花架子，我们还只能在里面跑龙套。这样的"提高"太玄了。但初来乍到这新环境，我更得谨慎少言才是。
第一学期大致经历如下：
4月-5月，两周"大搞教育革命和技术革新"，两周"军训"。接着苦战十天，大搞超声波化，每天到深夜。支部书记还大呼，"革命的秩序就是这样。必须适应，否则淘汰。"6月初，总支书记警告那些"自高自大"的"个人奋斗"者："你们只能失败。"不知他指谁。
7月初，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辩论、讨论。
7月中，去复县松树镇西韭大队拔草，每天10个半小时，月底返回。大家几乎累垮；亏得马上放暑假。
第二学期总算看到一些积极改变。党委抓"劳逸结合"逐渐落实；李希生为支部书记，实抓学习，立竿见影。
9月9日-10月1日俄文单科独进，陆宝英老师教。同时，每人每5天交200斤猪草（酱斑草，野苋菜等）。
10月中旬，俄文结业考试。临考前陆老师叫我参加高班考（我是从字母学起的低班的）；结果第1个交卷，优，陆老师也高兴。紧接着，主课变形体静力学、机械振动、数学物理方程课程开始，由李希生、张天祥、方祥麟三位授课。教与学都努力。
虽然海院以18.9元的伙食费和对身体要求高而一向令其它院校称羡，但饥饿的阴影还是不可阻挡地蔓延过来了。院党委王延年书记说，"……粮食虽然大丰收，但农民自己生活提高吃多了，所以送往城市就少了。……"大家只能有气无力地听着，虽然不一定相信。浮肿病患者也逐渐多了。随着荤菜、细粮、油水的递减，消化力却明显增长了。那增量法的窝窝头，简直像苞米糊那样迅速地穿肠而过，粮食的奇香显得那么不可抗拒。室友G君有点个性；当大家狼吞虎咽吃光窝窝头时，他有定力能留下1/3个。等晚上大家洗刷将息，他慢悠悠地取出窝窝头，用小刀切成片，再用刀尖挑着，一片片地仔细品尝，似乎得到了加倍的满足。窝窝头和口齿间飘出的奇香弥漫开来，几乎调动了所有人的口水和胃液。这对众人的抗饥饿忍耐力构成了莫大的挑战。几天下来，金大个儿忍无可忍，明确发难了。他"手拿大棒而面带微笑"地说，"香风毒雾侵犯了我的领空，我抗议！"G强作镇静，边吃边措词，最后说"先吃先度饥，慢吃笑嘻嘻，各人都一份，有啥好抗议。"话是这么说，G见金得道多助，岂肯犯众怒。以后这"毛病"也就改掉啦！
11月开始，班干部们不知是独创还是哪儿取的经，叫大家吃"团结饭"了。（正像太平斧，安全阀等的寓意那样，中文真是妙不可言。）没想到首先要我等作点贡献。原有每人定量不发给个人了，而是按个头大小 消耗多少为度，他们把全班人分成几等。我、董志文、张明海（肺结核患者）三人最低等；大个子们最高等。这"按需分配"的"共粮风"虽然刮了没几天，倒很值得回味的（尤其对于社会学家和意识形态专家）。其实，肺结核患者更需营养，我与董虽然个头小，劳动任务却从来未少过。这几个班干部也太大胆了。
12月18日始，停课4天，上山采树叶。每人到伙房领只麻袋出发，回来交付要过秤（有定额）。此时已入冬，柞树叶全落地呈枯黄。伙房将其粉碎后与苞米面1：1做成"巧克力窝窝头"，大家饿极时照样吃。这时我们不禁怀念起9月所打的猪草了，猪们的口福不浅哪！每次上下磨盘山约4小时，累极。有次我班干部L君在袋中塞入石块充数，被伙房发觉，挨了一顿臭骂，并上纲为"破坏粉碎机"。我们为之打圆场，说太累了，下不为例，请原谅。
12月26日开始，每天只有8：30和16：30两餐。第2餐后全为自由支配时间，21：00熄灯。几天后宣布本学期不考试，61年1月20日放寒假，40天。放假那天海院包船赴沪，发给每人两天食物。谁知老天捣乱，到24日晚才抵沪。其间派代表要求加餐，船长敌情观念特强，死活不肯动用战备粮。满船的年轻人竟束手无策，给活活饿了两天。下船后我和张义文、高嘉生同行。我们头重脚轻地捱到提篮桥一家饮食店，每人扫荡了两盘菠菜炒年糕，这才觉得硬实起来。正待离开时张大叫肚子疼。我们商议是否送医院，张坚决不肯，说不要紧。原来在扫荡战中太匆忙，他的牙齿来不及参战，这又引起胃的不满，也不肯参战。年糕入肚后动弹不得，岂不难受！还好，一会儿缓解了。
最后一学期真的不折腾了。教与学的效果也都可以。力学师资班还有一"苦"，那就是有的主课无合适教材，而是现赶印的油印讲义。质量之差为平生所见之最，既看不清又不好保存。
力学师资班的艰苦对我的影响很有限。物质方面的苦只是相对好日子而言的，其实并未苦到哪儿去。何况我看到这是暂时的，尤其是国家已经保证了大学生的优厚地位。再说，战胜这点苦的精神资源太丰富啦。官方的，"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等；传统的，"故天欲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等。相反，"团结饭"倒提醒了我：同样的粮食定量，我比大个子们能源相对有保证，我有可能而且应该多搞点脑力劳动。故自由支配时间增加后，本来就不喜欢扑克、抽烟、闲谈，正好都用在学习上了。那时图书馆人很少，英、俄资料甚丰，颇有收益。数理力学系在教学楼1楼，南门东侧还有个资料室，通常人极少，管理员常先走，叫我关门，那也是我自习的宝地。
未名湖之风
师资班毕业留校后，派我去北大进修一年。由于联系的延误，1961年10月10日才成形，那已是新学期第五周了。行前李希生老师与我商定进修方案。他说"虽然你分在船舶结构力学组，但还是着重补基础为要。北大对船并不在行，数理化是其强项。"我点头称是。在北大学习的课程是：数学分析、复变函数论、数学物理方程、弹性力学、振动理论。
北大的教师进修班各系都有，来自全国各地。我班几乎没开过会，全靠自己管自己。我住29斋3楼；同室一位是广西大学的，另一位是华中工学院的。进修课程各异；每天的轨迹是以宿舍、教室、图书馆、饭厅为顶点的折线。两人或三人偶或同时休息时聊几句，无文体活动。生活表面看是重复、单调的，但自我感觉日有所进，还是挺充实的。
蔡元培、陈独秀、胡适这些北大先贤们的踪影早已难寻，那好像是与今毫无联系的往事了。1949年后，经过思想改造，批胡适，反右，教育革命，老北大还留下些什么呢？从外观看，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首先是惜时胜金，而且几乎人人如此。多年后特区深圳高悬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北大人似乎早已领悟并实施了。课前早坐在前面看书直到老师来讲课；走路总是行色匆匆，否则又在路上看书了；连去医院候诊时都在看。我暗暗吃惊：自忖一向能"抓紧时间"，颇得笨鸟先飞的真谛。原来北大人人都这样，而且早就这样！真是不见高山那显平地啊！
其次是自由活跃的学术空气。每个周日百花齐放的各色报告、讲座最能反映这特点。三天前出预告，自由参加。内容常是最新的科研成果，学术进展，歧见分析。参加者各系都有，外校的也有。这无疑有助于学科间的互动、提升。我参加过N次（记得有"计算技术与计算机"，"半导体与集成电路"，"郦道元与水经注"等）。每次所见盛况略同。开讲前阶梯教室早已满座，但人还在往里进。后来者就席地坐在过道里，过道满了就坐到讲台边直至讲者的脚边。这一切显示着学子、听众的求知热忱和对于讲者的钦羡心迹，又何尝不是给予讲者辛勤耕耘的褒奖和慰籍呢？
北大老师的深厚学养与诲人不倦的敬业精神也使我心仪，足以引为我的榜样。冷生明老师教数学分析，他把极限概念讲得如此精细透彻，令我终身不忘；数理方程老师吴兰成，得知我迟到五周后，主动提出专门为我个人补课的计划，放弃她多次宝贵的休息时间……第一学期末，联系上了北大留在东语系的老同学J君；高中时J品学兼优，甚得我好感。我们晤谈两次。第1次互叙别后概况，我的过山车经历，以及对北大的初步印象。第2次谈得更深入了。他听了我的反右感受后说，"我比你险。我竟去同意三权分立和军队国家化，还写了份大字报。……最后团内警告，总算没戴右派帽子。"稍停后，我说："今后遇政治领域的是非闭嘴，因为我们毕竟不大懂"。"还不行"！他说着从书架翻出一包资料，包皮纸上写着"批马寅初材料"。打开后他取出一份，翻到折角的一页，说："马校长的《人口控制与计划经济》是他的专业论文，道理都在他这边。不是政治问题吧！1959年遭围攻，康生亲自来指挥施压。但马老真是好样的。你看这段--"说着他指一段加红色下划线的文字："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这是最近从网上查对的，否则我哪能记准。）他接着说，"马老1960年1月辞去了校长职务，也许在家闲着吧。……这才是北大的真精神，老传统啊！"我俩相顾无言。半晌，我讪讪地说："就在你我自己的领域里努力吧。这没风险"。他说："对。那也够我们奋斗一辈子的，而且生活也不会差。只是，那还算是个20世纪的公民吗？……咳！太沉重了，换个话题吧！"又稍谈一会儿，时已夜深，我们互道珍重，就此话别。
在北大的近一年时光里，周日到三姐家欢聚并放开肚皮吃饭，那固然是对我巨大的诱惑，但总共就去过3次，实在是时不我待。补课、自习、听讲座都来不及，连故宫、八达岭等都没去（我可是个旅游迷啊。）。可是到最后有点不争气，由于不参加体育活动（或许营养也差？），竟犯起严重的神经衰弱病了。
离开北大的那天，我凝神再望一眼水光艳潋的未名湖，古朴庄重的博雅塔，不无依恋，但终于转身离去。这时，我仿佛感到塔畔湖面间徐徐吹来一阵清风，隐然不见，却真切存在。我知道，它不仅会送我踏上归途，也将伴我走向人生新的旅程。
老学生的口语班
"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天怒人怨的十年动乱终于结束了。高考的恢复，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邓小平代表最高领导层直白宣告："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切大大消解了郁结我心头二十来年的苦闷疑虑，几乎找回了1956年时的欢畅心境，驱走了恐惧，心情空前开朗舒畅。那段时间真是忙得不可开交，忙得不亦乐乎。
1978年8月，院办发布告：为选送"科技进修生"，要办一届英语口语班，十个月脱产学习。将于一周后举行英语笔试，择优录取，凡我院教师（除英语教师）都可报名参加笔试。考试结果我得80分，名列第5。首届英语口语班的学员为19名，年龄大致在40上下，最大的50多了，学习时间为78年10月至79年7月。
学校对该班是重视而且认真投入的。除学员们全脱产引起各教研组任务相对增加外，派出了强有力的教师团：以吴德懋为主，董小英、Miss Rice、顾萍为辅；还提供学员每人一台磁带录放机。教材是Turnners及其音带，Essencial English 上下册，连教室也是大家最看好的：教学楼3楼中间朝阳。
吴老师除了娴熟地综合运用他已有的英语教育基本功外，还别出心裁，叫我们每人分头把Turnners的内容，每课都画好一张图，而后挂出来，供大家在情景对话时参考。届时彼此借图发挥，非常管用。学员的美术天分大相径庭。记得司玉琢画的相当有美感，有几位的却惨不忍睹，好在没影响使用，反而歪打正着，还增加了不少笑料，活跃了气氛。Miss Rice很快就显出她美国人的活泼天性。她曾经数次以歌曲为题与我们交流。可惜学员们除了"红歌"外，只熟悉苏联歌曲和不多的民歌，而这正好都是她的缺门。彼此是驴唇不对马嘴，很扫兴。我们对于Jingle Bells和Silver Night甚至Happy Birthday to You的无知使她大为吃惊，虽然没有说，但是我们懂她的表情。
人非草木，尤其这帮老学生，历练多年更明事理。学校的重视、老师的努力大家都了然于心。这次机会可看作是基地给远航的船舶最后一次添油上水；是大本营给攀登者最后的补充给养。大家的努力到了奋不顾身的地步。袁丽生遗憾地英年早逝；孙占山的胃肠病一直拖着；我双耳流脓也没当它回事（多半是无知）。开夜车是常事，不开夜车才是怪事。我总算还记得北大的教训，常鼓动大家下去到桅杆旁做课间操。那些围观的大学生有许多就是高考恢复后的第1批。老学生做操时的不雅姿势常引发他们善意的哄笑。我们并不在乎，操之若素。他们倒又拍手鼓励了。是的，这两类学生的心是最相通的。
1979年6月下旬的一天，经周密准备，全体18名学员加上吴、董、顾三位老师，一起到凌水水库郊游一天。很快将要结束了，这是开班以来唯一的一次休闲活动。尽兴之余，谈话间得知学校已通知有的学员作好出国准备，有的正在等待所联系国外院系的回音。也就是说，他们都已进入了盘马弯弓，引而待发的状态啦！想想自己，则非常狼狈：至今连联系工作都还八字没一撇，还在犹豫中，因为我将从事的专业还不甚明确。而人倒已经40岁了。时过初夏，磨盘山麓草木青葱，水库湖面波光粼粼，空气清新，景物宜人。归途中，我们的背上洒满了金色斜阳。这四周的美景，在我看来却微感迟暮惆怅，带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味道了。
口语班结束，《求学记》落幕，我又回到了基础部。
王立安：1956年升入大学，后由南航转入大连海运学院海洋船舶驾驶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长期在自动化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教授。多项科研成果获省（部）、国家级奖励，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