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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诚合作有力量 ——与滕元良合作共事纪实

作者:喻志成 来源:校友回忆录 编辑:杨文薇 摄影: 添加时间:2017-05-22 14:53 阅读次数:

 


  我常想,自己的工作能力并不强,学识水平也不高,却能够进大学领导班子,并从副职干到正职,一干十几年,这除了有组织的安排、群众的支持之外,机遇是关键。我这人没有读书的命。小学的时候,家乡沦陷,日本兵常扫荡,读书几经停辍;初中读一年,患疟疾,停学一年;再读不到两年,还未毕业,解放了,就和一班热血青年参加革命。经过几个月的思想改造,幸运之神光顾于我,我被提前选调到中南区大机关工作,开始在中南人事部,后又调到中南组织部。期间参加中南土改工作队,到广西进行两期土改。经过土改工作队锻炼和几年机关良好环境熏陶,我各方面都有不小进步。1954年,我被调作部长裴孟飞的秘书,时值中央决定撤销大行政区机构,领导要选送一批有条件的青年进大学深造。经过一个多月的突击补课,我考上了大连海运学院。转瞬间,上大学的美梦实现,幸福之感当然是不言而喻的了。不过,大学读了一年,就被抽调出来搞外调工作;一年后回到55级再读两年,便又彻底调出来了。本来,我读大学的成绩应算优秀。我曾得到常复晨老师的夸奖,令我终生难忘。那是期终物理考试(口试)时,我用化学里学到的知识回答问题,常老师听了后有点惊讶,而且非常高兴,夸我“真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并即兴对该题目的延伸在黑板上对我作了大篇演绎。常老师知道我是共产党员,我懂得他那样讲是对一个共产党员的鼓励,激励着我读书的热情。我真想好好读书,增长才干。面对调出,终止学业,我只能服从,但也留下遗憾。应当承认,这是我后几十年在大学工作中,时而感到力不从心的重要原因。

  1958年9月调出来后,在轮机系负责学生工作,系里党政领导先后有张克仁、刘直、朱国伟等同志,他们是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和良好修养的老大哥,在他们领导下,我工作有使不完的劲,也得到他们很多帮助。1959年反右倾中我被定为重点批判对象,政治上的幼稚和盲动第一次受到强力的冲击,是一次很有教益的经历。不久,“右倾”得到甄别,我被调到院办工作。文革后,我再回院办,短短四年间,从副主任到主任,再到副院长,这是改革开放,实现干部“四化”和高教事业拨乱反正带来的机遇。

  我进领导班子初期,党政领导中曾有李景天、朱杰、栾秀卿等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我对他们充满敬佩之情,总是尽心尽力完成他们交代的工作。1984年后与我共事时间最长的是:党委书记金以铨,副书记史业校,院长陈祖慰,副院长杨守仁、季忠恕。这个班子同心同德、团结协作,无疑是一个好的领导班子。特别是陈祖慰院长,慈祥友善,民主作风极好,事事率先垂范。陈祖慰院长领导的行政班子,搭配得相当合理。副院长杨守仁,既是专家,行政管理能力又很强,他领导教学科研工作得心应手。副院长季忠恕,对群众事情极富热心,擅长外交,负责人事和对外联络工作,周边关系、企业交往、校友联络等他都搞得有声有色。在这个班子里工作,心情十分舒畅,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直到退休后,一些班子成员间还经常来往。大连某院校一位领导,对比他们领导班子摩擦很多,甚至结了怨,退休后老死不相往来的情况,甚有感慨。

  我这篇文章,想重点谈谈和滕元良同志合作共事的一些回忆。一个人在工作岗位上,特别是在领导岗位上,能够有一位亲密无间、互相补台、齐心协力、真诚合作的伙伴和朋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而这样的好事却让我遇到了,这就是滕元良同志与我的合作。本来我们都是轮机系的学友,在系里有过一些交往,但不甚多。1980年,他作为学校第一个年轻接班人被选拔为党委副书记,当时我是院办主任,对他泼泼辣辣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已有感受。1982年我提任副院长后,仍在院办办公,老滕叫我搬到他的办公室,从此,我们的合作共事就步步向前发展。当时,上级下达的很多任务,都需要党政配合完成。我俩比较年轻,义不容辞要多承担些第一线的繁杂任务。从1982年到1995年,我们合作共事经历了三个阶段:1982年到1984年,很多工作是他带着我跑;1985年到1993年,为海院后勤保障工作我跑头棒,他接后棒,完成了一个漂亮的接力跑;1994年到1995年,在集美航海学院我任书记,他任院长,齐心协力,为学校升格后建设成名符其实的本科大学努力工作。这就是我和老滕合作共事的三步曲。

  “二人三足”初尝合作胜利果

  1982年,学校召开第二届教职工代表大会,中心议题是拨乱反正后,如何开拓学校工作新局面,大力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为发挥教职工关心学校、参与学校建设的积极性,教代会的一个重要议程是听取教职工对学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会议筹备期间,教职工对附校的问题反映强烈而集中,出乎预料。文革动荡十年,许多教师痛惜自己大好时光遭到荒废,现在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下一代身上。而当时,附校管理水平和教学质量下滑,升学率不高,许多教师不得不舍近求远,把孩子送到其它学校。转学之难,天天接送之劳,安全和生活诸多担心事,严重影响了教师的精力和工作。解决附校问题就很自然地在教代会前突显出来。不解决这一问题,必将影响主要议题的讨论。根据这种情况,党政领导当机立断,做出一个非常决定,派老滕和我去附校任书记和校长。我俩研究决定,当务之急是设法外聘一位胜任工作的校长。当时,得知原46中(辽师附中)教导主任孟宪臣同志在市教育局工作,我们决心争取他来附校任校长。我们三顾茅庐,星夜登门造访孟宪臣同志。本来,孟宪臣同志工作稳定舒心并不想来,但我们心之诚、意之切,使他无法推辞。当时,老孟市内住房有些困难(三代人住两间小房),我们比照大工聘请32中(大工附中)校长的做法,经党政领导研究,并经教代会认可,同意分给他一套60平方米校内的住房。孟宪臣同志到任后,不负重望,经过调整教师,整顿教学秩序,加强教学管理,附校面貌很快改观,教学质量迅速提高,初升高升学率很快夺得全区第一,成为区内名气很高的学校。教职工十分满意,把转出去的子女又转回来。外单位的人也托关系想把子女转来,学校已难于招架,附校因此成为我院吸引人才的一个优势条件。


  另一件事是1983年整顿后山家属区。十年动乱,家属区处于无人管理状态;教职工生活水平低,住房条件差,家里破破烂烂舍不得扔又无处堆放,有的楼内走廊堆放杂物几乎影响进出;还有些职工在养鸡鸭,各显神通乱建鸡窝鸭圈,鸡鸣鸭叫,脏水横流,一片狼藉。高等学校的家属区环境不如城区一般居民区,与高等学府教职工所需要的安静、整洁的居住环境相去甚远。正在这时,市里发出了整顿居民区脏乱差的文件。这个任务自然由老滕和我承担。我们当即发出通告并组织检查组,要求限期拆除搭建的棚厦和鸡窝、鸭圈,禁止养鸡养鸭。大多数群众对这一决定非常支持,立即行动,个别有阻力,老滕和我率领检查组亲临第一线,挨家动员,做好工作。同时,考虑到教职工家里各种杂物无处堆放的情况,学校决定从创收基金中拨款十万,统一为各家各户建设小仓库,这样,一排排整齐的小仓库很快就取代了脏乱不堪的鸡窝棚栅,家属区的面貌大大改观,受到大家的欢迎和肯定。回过头看,拆鸡窝鸭窝的事本来应该主要由行政负责,作为党委领导,老滕完全有理由不冲到第一线。但他不会这样做,什么工作他一旦参与,就会冲锋在前,义无反顾,直到把事情做好。这就是他的性格,他的特点。

  附校的“救火”行动和后山家属区整顿,两个战役我们品尝了合作成功的喜悦。应该说,这两仗老滕都是主角,我紧跟。恰在这时,学校举行运动会,我俩参加了院运动会的两人三足跑,取得冠军。大照片张贴在马路边的广告栏里,很多人说,照片很好地展现了我俩工作中合作共事的形象。我心里更有深一层体验:赛跑时,老滕是那样的强壮有力,后半程几乎都是他拖着我跑,这也确实是我们工作中合作的写照。所以,我把这次二人三足跑作为第一段合作成功的命题,是符合实际的。

  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我们憧憬着合作办成更多事情的时候,1984年上半年中纪委关于查处建房分房不正之风的文件下达,我院纪委把孟宪臣住房面积超过标准(因为他市内还有两小间房子老母亲住)不加说明地报给市纪委,市纪委作为不正之风加以查处,要求孟宪臣退房。市纪委找老滕谈话,老滕据理力争,未作一点检讨,建议正确理解文件精神,这让某些领导甚感难堪,大大冒犯了他们的尊严。终于,老滕被扣上了“未与中央保持一致”的帽子进行通报,也因此被免职挂了起来。我们的合作就此中断。时过不久,由于群众对老滕受到不公正处理反应强烈,党委向市纪委写报告,请求撤回原上报的那份检查报告,纠正了对孟宪臣住房问题的错误结论,澄清了是非。老滕后来调任北京交通干部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事实已为滕元良同志平了反。

  直到校庆一百周年写校史时,我提出老滕的事市纪委没有撤回通报,平反不彻底时,老滕立即表态,事实上平了反就可以了。老滕这种豁达,也令我佩服。

  两程接力 后勤工作获大奖

  1982年,时值学校拨乱反正,面临大发展大提高的繁重任务,这需要学校后勤工作提供经济支持和服务保证。而长期以来,学校经费靠国家拨款,给多少钱办多少事,受经费紧缺制约,很多事情想办不能办;教职工工资收入又低,吃大锅饭,无法激励和调动积极性;生活和物质保障工作一切按章办事,低水平运作。这种状况不改变,必然要拖教学科研工作的后腿。

  解决办学经费,首先是要争取交通部更多拨款。当时,总体来说,部拨经费有限,部属各院校都存在不少困难。令我难忘的一件事是在部召开的院校长会议上,兄弟学院的一位老资格领导,在汇报工作谈到被经费所困时,竟然声泪俱下,可见解决经费问题的重要。我们学校一方面是领导和财务部门经常到部里争取经费支持,另一方面是靠扎实的财务预决算工作,做到每项预算有理有据,每项开支合情合理,博得部财务司的高度信任,也使我们的经费得到较好的保证。在特殊项目需要钱的时候,部里能破例给予解决,例如杨烈宇先生科研项目买进口设备需要一百二十多万元,就是从部里借款解决的。


  全靠部拨经费已经不能满足发展需要。国家正值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给了很多政策。这样,我们就要抓紧时机,利用学校的优势和条件,充分利用政策组织创收,弥补经费的不足,并提高教职工收入。我们最先组织船员外派,为学校每年创造二十多万元的外汇收入;与此同时,组织实习船、实习工厂、科研单位等有条件的单位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创立自有基金.这样,每年预算外收入都有一、二百万元,大部分用于弥补办学经费。例如,仅1982年一年,用于归还杨烈宇先生科研项目的借款就达七十五万元之多。上世纪80年代初,我院在大连院校中最先给教职工发放奖金,钱虽不多,但是对于改善教职工生活和调动教职工的积极性起到了重要作用。

  组织对外创收,是一项政策性极强的工作,对我又是一个全新的课题。1982年5月,我上任不久就第一次带领人事、财务负责人到蛇口与香港明华公司谈判船员外派;1983年学校创立第一个科技开发公司,按当时有关规定,我代表学校任董事长、法人代表;随后,形势迅速发展,各种开发公司、经济承包单位相继建立。这时,学校必须制定相应的规定来规范和支持各创收单位的提成分配等各项工作。几年中,财务、人事部门协同相关主管单位共同商量并制定了科研项目经费包干提成、教师课时奖金分配、工程项目包干提成以及实习船、工厂、后勤单位承包提成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较好地支持和保障了学校开发创收工作的顺利发展。

  在迅速发展的管理改革和经济活动中,思想认识和领导工作要跟上,对我来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对自主权限大的科技开发公司如何规范,群众和领导的思想还有很多旧观念的禁锢。最典型的就是朱绍庐老师的微电脑公司,他们内部奖励分配多一点(每月也就三百~五百元),群众有些议论,领导顶不住,不能及时疏导,一个前景极好的项目的发展受到限制。

  再谈后勤保障。当时,管理落后,低水平运作,是高校后勤工作的通病。以食堂为例,长期以来一个馒头一勺菜的伙食已经不能适应师生的就餐要求。许多学生到学校周边小摊点买饭吃,对健康和生活秩序都不利,食堂人员的积极性也得不到发挥。而食堂问题影响面最广,一日三餐,一年365天,都在影响着师生的生活。因此,后勤改革就要以食堂为突破口。经过几年摸索实践,不断提高工作人员服务意识,实行多劳多得的分配制度,增加饭、菜品种,延长开饭时间,师生的满意度大大提高,学校领导长期担心牵挂的伙食工作,这时大大放心了。而且,通过承包和独立核算,也节省了学校的开支。

  食堂改革的成功,很快得到省市有关领导的肯定,从1983年到1986年,先后有食堂管理员周纯国、赵立君同志获得市劳动模范称号,辽宁省教委授予第二食堂先进单位横匾。在食堂改革的基础上,84年实行后勤岗位责任制和单项承包、基建实行单项工程投资包干,财务处实行预算经费包干试点。到1986年,进一步推行后勤管理体制的全面改革,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与此相适应,调整后勤工作结构,放宽干部管理权限,实行干部任期目标责任制。改革财务的管理和核算体制,根据责权利结合原则改革分配办法等等,从而使后勤保障工作的整体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有了明显提高,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1989年,学校因此获得辽宁省高校后勤管理先进单位的光荣称号。

  后勤改革搞承包,一开始也受到质疑甚至非议。有人说承包这就是为了捞钱,给后勤干部和职工思想上造成一些压力。要使大家信得过,关键是提高服务质量。经过几年的努力,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不断提高,逐渐改变了一些人的看法,获得了群众的好评。金以铨书记对后勤改革很关心,党委的领导和支持,是后勤改革成功的保证。

  后勤保证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住房分配。由于僧多粥少,矛盾重重,很多单位对分房工作有点“谈虎色变”,房子建好了,很长时间分不下去。我院由于领导重视,上下努力,措施得当,分房工作一直很顺利,群众也比较满意。我们的主要做法是:一、分房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经常向党政领导汇报,求得关心和指导;二、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好分房条例(由我和老滕负责),经过教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执行。这个条例从学校供求情况出发,既体现对教学科研骨干的政策倾斜,又对一些无房户、特困户实行特殊照顾;三、组建一个代表性很广的分房委员会。每次分房,在房产部门经调查研究制定分配名单的基础上,展开充分讨论,体现了民主和公开,经过讨论通过的名单,再公布听取意见。这样,基本上做到分配正确公平,得到群众的好评,几乎没有人为房子问题找领导告状或者闹事,而有些困难户得到特殊照顾的,则是倍加感激。

  在后勤改革取得一定成果的同时,学校发展面临着一个急需解决的重要保障问题,这就是今后发展建设用地问题。几年来,虽经过多番努力,征得周边一些土地,但是缺口很大。学校扩大规模,教职工和学生宿舍,教学和科研用房,不征进大块土地就无法解决。正在这时,老滕回校接替我的工作,他敏锐地看到这个要害问题,在继续推行后勤管理改革的同时,立即着手策划征地。他发挥季副院长与凌水镇领导关系密切、擅长外交的特点,和他一起与镇里谈判,一举征得王家凌秀小区一百多亩土地,用于建造教职工宿舍,使我院教职工居住条件大为改善。因为我院已低价征得了大片土地,当1995年交通部对部属院校教职工实行“安居工程”时,在每平方米经费包干的前提下,可以把建筑面积扩大一些,使我院教职工的住房面积高于大工一个等级。接着,又采用同样办法,与凌水镇栾金村谈判征用东西山之间二百余亩菜地,并已签订了征地协议报部,拖了两年多,学校终于完成了这项征地任务。

  通过我与老滕前后两段工作,海院后勤保障工作逐步走向健康发展之路。1990年,学校被评为全国高校后勤改革先进单位,老滕去国家教委在武汉大学举行的高等学校后勤工作会上介绍经验和领奖。当时,他给我打电话,说是替我领奖。我开玩笑回答:“尽管不用客气,军功章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当然,我们都知道,荣誉是海院后勤广大干部和职工用心血和汗水换来的。

  携手冲刺 集美航院面貌新

  1989年,集美航海专科学校升格为本科院校,交通部调我去任院长。对于部领导的信任和器重,我十分感激。但是冷静思考,我对教学科研工作不很熟悉,难以胜任这一职务。所幸的是,工作一段时间后,老滕来了,接替我的院长职务,我专任党委书记。从此,我俩又开始一段十分默契而成功的配合,完成了我们工作生涯的最后一段冲刺。

  集美航海学院是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创办的至今已有90多年辉煌历史的航海院校。几十年来,这所学校为我国航运事业输送了近两万名高级航海技术人才。他们遵循嘉庚先生的“诚毅”校训,忠于祖国、吃苦耐劳、甘为海运奉献毕生的敬业精神,以及适应能力强和过硬的技术技能,博得各个海运企业的赞誉和欢迎。他们为我国海运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为学校争得荣誉。升格后如何办成合格的本科大学,这是摆在学校新领导班子面前的迫切而繁重的任务。

  一、教学条件建设

  集美航院原有较好的办学条件,而且正在扩建新校区,拟把船电、轮机两系迁至新校区,使各专业有更好的发展空间。实验设备有引进的航海雷达模拟器等,有新建的水上训练站。1990年,在庆祝陈嘉庚先生创办航海教育七十周年活动中,航运企业和校友为改善学校办学条件,慷慨捐助200多万元。1995年庆祝集美航海教育七十五周年,滕元良等院领导到香港及内地募集捐款350多万元。学校利用赞助资金相继建设了一个微机教室、两个语音室、两个多功能教室、一个GMDSS训练室。“万邦”集团赞助的100万元,用于建设一座新的培训楼。这样,大大改善了学校的办学条件。

  与此同时,为解决实习船,学校领导付出了很大努力。升格本科初期,学校实习船“育志轮”报废,没有了实习船,学生认识实习受到严重影响。1991年2月,经交通部批准,我带队到广远物色可供改造的退役船。在大连校友的大力支持下,选中万吨级“前进”轮无偿调入,易名为“育华轮”。3月份,又经交通部批准,我们向厦门工商银行贷款1800万元,从浙江远洋公司购买“浙莺轮”,易名“育美轮”,这本是一条教学实习船,有172个床位。1994年,老滕带队到广州海运局协商,在校友大力支持下,该公司同意将一条南北航线的三万吨级运煤船“大屿山”轮进行适当改装,可供60多名学生学习。船上对学生实习十分重视,协助学校做好教学管理,取得良好效果,称得上是学校与企业结合办学的典范。此后,通过老滕等同志的努力,还从广远先后购买进三条船,使学校船公司成为航海院校运力最大、经营最好的船务公司,既为学校提供了师生实习基地,又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另外,1993年我和船务公司经理到外经贸部申报外派船员签约权,工作难度比较大。1994年,老滕亲自出马,多次进京,直到办成,使学校船务公司成为我国高等学校唯一有外派船员签约权的公司,现在船务公司每年外派船员达500多人,干部船员近200人。

  二、教材建设

  在教材建设方面,我们的有利条件是有大连、上海两院校作坚强后盾,他们已有多种合格通用教材,可以拿来使用。与此同时,我们也组织发动教师自编教材,而且,几年中也有多种教材获得交通部和省有关方面的奖励。我这里要特别感谢大连海事大学王联福老师帮助主审出版了集美航院思想理论课老师编著的第一本思想理论教育书籍《航海管理心理学》,刘镇干老师帮助主审出版了集美航院第一本自己的汉语教科书。

  三、师资队伍建设

  本科教育,教学质量是生命线,师资水平是关键。比起解决办学硬件来,建设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是难得多的艰巨工程。当时,学校师资仅有两名年事已高的教授,四十多名副教授,远远不能满足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的需要。解决办法是一要引进,二要着力培训。我们从大连、上海等航海院校选进一批优秀毕业生,从其他高等院校、科研单位调进一些高职称的人才,但着重点是对现有教师的培养提高。学校研究制定了“关于加强青年教师培养工作”的决定,提出了十二条强化培训措施。选送教师出国深造,或到其他院校进修;组织课堂观摩教学和评奖;每年为青年教师专拨一笔科研经费;特别是创造条件,选送一批青年教师读研。最初,与上海海院商定合作试带一个研究生,并且第一次在学校内组织了对硕士研究生邵哲平的论文答辩。接着,老滕利用与大连海大的关系,商定联合举办研究生班,有30多人获得硕士学位。后来,又有些教师在大连读了博士学位,这些青年教师很快成长为教学科研骨干,现在大部分已评为教授、副教授。据初步统计,从1989年到1998年,学校经评审晋升教授14名,副教授110多名,大大改善了教师结构,基本上适应提高教学科研水平的需要。

  四、科研工作从起步到取得一些可喜成果

  由于引进了一批有水平的专业人才,他们有科研工作经历,很快就争取到一批项目,学校提供必要支持,很快取得一些成果。仅91年,翁泽民教授的两个项目,一项获机械工业部一等奖,另一项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三等奖,这在集美航院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几年中,相继有些项目获得省部奖。仅1994年,就有九个项目通过省、市、院科研管理部门的鉴定,还有卢长耿教授拿到的工程技术承包项目,项目经费六百多万元,技术设计费36万元,这都是学院历史上全新的篇章。以后,在老滕组织领导下,学校又研制成功“GMDSS模拟器”和建成“轮机自动化机舱”,这两个项目通过交通部科技司组织的鉴定和教育司的验收,获得好评,认定该两个项目总体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五、整顿学风,大力提高教学质量

  学校教学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受社会风气影响,学风存在很多问题,考试作弊严重,课堂上不认真听讲,自习时间不少学生不自习,逛街、看录像、看望同学。我们虽然采取了不少整顿措施,但收效甚微。老滕到校后,马上看到整顿学风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是当务之急。他通过调查研究,然后召开各种座谈会,掌握一线情况,学院制定、下发整顿学风文件,改革考试办法,严肃考场纪律,严惩作弊者。分别召开师、生大会,进行学风建设动员,经过一段时间雷厉风行的工作,学风明显好转,学生自习率达80%以上,教学秩序走向正常,大大促进了教学质量的提高。

  六、调整干部队伍

  集美航院由专科升本科,一批干部坐车升级上来,有的明显不适应工作需要。经过几年本科工作实践,一批年富力强的优秀人才涌现出来,这样,必须适时进行干部调整。根据当时中央关于干部选拔任用条例,我们经过调查研究,采取试点推开办法,先在轮机系实行群众民主推荐系主任,组织部门考核,党委讨论任命的新机制,系主任确定后,他提名副主任人选,考核后,党委讨论,院长任命,任期两年。满57周岁的干部退下来,空出岗位让优秀的德才兼备的8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走上处级领导岗位。干部调整中,由于调查掌握情况比较准,党政领导不存在任何私心和照顾关系,在研究选拔干部时,总是一拍即合,选择准确。他们上岗后,有朝气,有能力,很快适应岗位需要。几年后,当集美大学实行实质性合并时,其中有20多位成为得力的中层领导干部,之中有三位调出,成为优秀的正厅级干部。

  也在这时,学校原来有一位中层干部,被纪检部门认定在船员培训工作中有贪污行为,受到处分。他本人不服,多次上诉。我和老滕多次商量,而且分头认真翻阅了他的全部案卷材料,分析比对调查材料,认为是个冤案。经过与原专案组成员多番的对话、讨论,党委内取得了一致意见,征得部纪检组同意,最终把这个当时纪检部门认定的“铁案”翻了过来,为他平了反。这也是我和老滕合作办的一件实事。

  经过几年全院上下的共同努力,学院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在校生人数将近翻一番,固定资产增值超过一倍,实验设备等办学硬件条件不断加强和完备,师资结构优化、水平提高,学校从单一航海类专业扩大为以航海类为主,兼有工程、海运管理类专业的院校。1994年4月,交通部教育司和福建省教委组织专家评议组对学院学士学位授予权进行初审,认为驾驶和轮机两个主干专业符合国家教委规定的授予学士学位的标准,并正式报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获得批准。到98年底,集美航海学院实质合并到集美大学,从此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我比老滕大两岁,于1995年退休。从此,我们工作中的合作共事画了一个句号。南北征战十余年,弹指一挥间。最近,我回大连,在上海候机时,偶尔听电视中的专家侃侃论道。讲到一处,令我感慨良多。他说:“古人云,人生交友如挖井,井不在多,一两口够深的足矣。”我觉得老滕就像一口深井。不能想象我们对事情的认识都是一致的,但是,我们的共同点就是都出于公心,互相信任,因此,一些见解互为补充,也有提醒和批评,什么事情都可以沟通,任何分歧都能解决。我们感情笃厚,如同兄弟,这就是我们合作成功的根本。

  有人说我和老滕都爱玩,爱打扑克。我觉得有点业余爱好并不坏。先说我喜欢书法,稍有见长,集美学生书画活动活跃,常邀我参加。这就与学生会和书画组织增加了联系,以笔会友,交了些朋友。老滕体育有长项,他第一次参加学校运动会就打破铅球记录,让人刮目相看。再说打扑克,老滕单身在外,生活十分检点,从不涉足歌厅舞厅等娱乐场所,周末时约朋友打打牌,应该是无可非议。而且,他的牌友都是青年教师骨干,周末一起玩玩,有利于了解第一线的情况和增强与群众的感情。北京三年,集美四年,老滕单身生活,人们看他总是精力充沛,乐呵呵的,以为他没有愁事烦事。其实,他爱人身体并不好,在北京工作时有两个孩子还在读高中,去集美时还有两个孩子正筹备结婚,家务事多,思想压力大,这一摊子事都扔给老伴,他心里能安静吗?一次,我偶尔和他谈及家里事,他谈到老伴因为操劳这样些繁重家务,健康也受到影响时,竟然热泪盈眶。我确信老滕是个性格刚强、有泪不轻弹的硬汉子,但亲情真使他到了“伤心处”。其实,老滕是个很重情义的人,只是常常藏而不露罢了。值得特别高兴的是,在老滕站好最后一班岗的时候,他被厦门市教委评为“优秀校长”,这是他辛勤而出色工作应得的回报,也应是他多年饱尝单身之苦的一点慰藉。

  人生路漫漫,和谐乐其中。与天和谐,其乐无穷;与地和谐,其乐无穷;与人和谐,更是其乐无穷!


  喻志成:1954年考入大连海运学院轮机系船舶动力装置专业。喻志成同志1951年参加革命工作,先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人事部办事员、科员,中共中央中南局组织部干事。1958年8月毕业留校,曾任大连海运学院副院长、党委委员,集美航海学院任院长、院长兼党委书记、党委书记等职;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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