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单晶组的日子
1970年5月5日晨，上海海运局“战斗49号”轮由新港抵沪。我（基础部派出）与邬正明、吴景荣、章承德作为航海系的教改小分队，正在此船上“接受再教育”，并探索航海教学试点班的准备工作。刚靠好码头，送上船的一摞信函中有我一封电报：“工作需要调回基”。电报是4月23日发出的。我们四人一合计，肯定情况有变，虽然不知啥事我也得赶紧回校。返大连客船上的两天里，怎么也猜不透基础部会叫我干什么。自以为从1970年1月被派上“战49”开始，我已结束了相当长的一段精神上的惶恐。那时全院干部、教师面临着四种去向：走五七道路、基地学农、院工厂学工，参加教改小分队。基础部派到各系教改小分队的仅十来个人，我已很知足了。心想，“干什么都行啊。”
回基础部报到后，顶头上司郑贤雪对我讲明形势、布置任务：全国打响电子工业翻身仗，院支持基础部搞硅材料，成立了多晶组和单晶组，你被分到单晶组。这可真没想到。自从1966年停课以来，一直搞的是阶级斗争，而这任务不然，属于生产或试验范畴的。我很愿意。但对于群众运动的搞法，则存有戒心，几乎马上联想到大炼钢铁和超声波化的教训。好在经过文革以来多年的交往，我对郑已比较了解。仔细讨论后我们取得了共识：我们不懂硅材料，那可以边学边干并努力干好，但绝不许诺不切实际的指标，绝不造假。
参加过单晶组工作的不下十位同志。初期人多，后期人少，自始至终的就我一人。开始是边学边搞设备。“学”，是指学习有关的书刊资料以及参观比我们先行的单位。主设备8kw的高频感应加热炉由康田运（无电系派来）负责，别人帮忙。其它设备由励瑞和我负责。我们设计、制作了10kw的磁饱和稳压器，4探针电阻测试仪，冷却水循环装置等。都是边学边干。由于受到材料、物资、资金限制，我们搞出来的所有设备都是非标准的土装置。整个过程确是自力更生、发扬“穷棒子精神”的过程。以磁饱和稳压器为例，我们只搞到裸铜线、纱布条和两张矽钢板。于是据《电工学》原理画出草图，计算出线圈匝数和矽钢片的形状尺寸。然后靠手工把纱布条包好铜线，做好芯模，用木槌边敲边绕线。矽钢片也是靠手工用剪子和铡刀成形。最后的成品可以用，但噪音不小；还得浸在油缸（一只旧变压器油缸）里，所以体积也不小。
经过一年零四个月的苦战，单晶组于1971年9月拉出了第一根无位错硅单晶，成为大连市区熔硅单晶之冠。至此，自制各土设备也经受了考验，基本达到使用要求。老康功成引退，回无电系，其他人员也大为减少。区仕用和我把精力转移到拉单晶的工艺过程。1972年春开始，则边拉单晶边做研究（下节详叙）。
在单晶组的五年里，墙上虽然没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那样的口号，然而这份精神却是我们工作过程的真实写照。只要拉单晶，操作者就必须集中精神、双眼以1到3厘米的距离贴近大功率高强度的高频电场，目不转睛地盯住温度为1410度的炽热硅熔区；两手还要操纵相应的开关和旋钮。除了一副墨镜，无任何其它防护措施。而这样的操作每次要维持100分钟左右。只要对原料硅棒做处理（为拉单晶准备），操作者就必须在弥漫的硅粉（切割机或砂轮机扬出）中呼吸，并反复与甲苯、丙酮之类溶剂打交道。除了一只口罩，也无其它防护措施。所举这两项操作，正是单晶组的主要工作。那时候这种情况很普遍。有次付光永和我到京字129部队（中科院半导体所当时的代号）办事。接待者曹大年比我早一年从清华毕业，看上去脸色黯淡苍白。谈话快结束时他坦言，“大夫说了，我已病入膏肓。搞半导体材料是危险的，因为对新东西有许多不了解。硅可能好一点”（他是搞砷化镓的）。1975年初海城大地震时，同事大汲和我“援外”，正在大连油化厂单晶炉前操作。地震时是觉得有点摇晃，事前虽然已有预报，但我们都没把它当回事。学校里那几天大搭地震棚，许多人宁可挨冻也住到屋外了。我们在油化的上班始终未间断，油化厂的工人师傅全都那样。
由于工作需要，经常出差。那时出差的十分必要。因为没有互联网、计算机，资讯不发达。搞新学科的单位和人虽然不少，但有用的经验和教训很少能及时整理并公布。因彼此戒备较少，登门求教时往往收获颇丰。对我们辽宁“陈三两”的供应形势来说，出差还有特殊的物质上的补益：常可满负荷的带回挂面、大米、鲜肉、咸肉等紧缺物资。每次都几乎被压得趴下。见这种跑单帮的模样，京、沪两地的人们不约而同地给我们一个大号：“东北虎”。出差的公事办完后，我们还不肯放弃宝贵的旅游机会。那年月旅游业远未兴起，我们刚三十出头，有点穷精神头。一次在华县半导体厂的事办了，付与我4点来钟摸黑起床，一天之内攀登了西岳华山的五个著名高峰（一般要两天）。华山的险峻壮美，令我赞叹不已，终生难忘。但山上寺庙、文物遭到的破坏，更是触目惊心。
单晶组于1975年6月随着基础部的解体而结束。组里五人的去向是大汲、小吴留实验室，区仕用调老家广州，付和我改行到新建的自动化专业。
《两点法》的由来、改进与结局
开始参加单晶组时，就意识到这是在参与一种国家很需要的电子工业材料的生产活动。一年多搞出了区熔硅单晶，并掌握了较专业的“区熔技术”。我们在市里领先的情况下，却看到区熔硅单晶要再进一步稳定质量和提高产量，则必须设备现代化。虽然我们及时向基础部领导汇报过，但心里明白国家是不可能向海院作这方面的投资的。单晶组的生产前景很不乐观。然而在经常阅读的资料中发觉，凭我们手中的设备和技术知识，从事另一项有关联的工作倒是很有前途的。我国当时硅材料生产的关键卡在多晶硅工艺。而对工艺所做的任何改进是否有意义，都必须以检测其产品的磷硼含量为依据。怎样检测这含量呢？1971年冶金部颁发的标准方法（以下简称《部颁法》；略同国外）为《区熔提纯技术检验高纯硅中的磷硼含量》。这种方法就是对“区熔技术”的直接应用。而正好这是我们刚刚掌握但却是比较熟悉的技术。因此，当1972年4月我们把单晶组的任务由生产转变为检测的想法向基础部汇报后，得到完全支持，一致认为是扬长避短的好路子。当时基础部分管单晶组的领导是吴学思。他把这情况直接向市有关领导汇报，也得到支持。1972年夏，市电子办要求我们组担负起全市多晶硅的检测任务。在接下来的大量检测工作中，大家发觉《部颁法》既耗时又低效。但我看到如果有区熔后精确的杂质分布曲线族，就可能建立联立方程找到比《部颁法》高效、快速的新方法，但是当时没有这样的曲线族资料。我把此想法对区、付一讲，他们立即热烈响应，区自告奋勇来完成所需的曲线族——作为数学教研室的一员，他非常乐意到计算机上实践一番。付和我则负责整个新方法的细则并制定实施工艺。——《两点法》就这样呱呱坠地了。
1973年7月，研究报告《两点法》，即《区熔检验高纯硅中磷硼含量的两点测定法（征求意见稿）》印成单行本，寄往44个有关单位——包括硅材料业的归口领导冶金部有色金属司，征求意见。半年内得到多份有益的反馈。特别是，冶金部有色司称：认真研读了《两点法》，已推荐有关单位试行，迫切希望多到重点单位去推介，搜集反应。1974年3月付与我手持冶金部的一摞介绍信，巡行了7个省、市，23个单位（包括了硅行业大部分有影响的重点单位），历时50多天。由于事先寄去了文本或因冶金部的介绍，接待单位大多认真、重视。此行对《两点法》的推广、交流、改进很有实效。修改后的《两点法》第2稿刊登在1974年秋的《旅大科技情报》上。1974年10月冶金部召开全国硅材料提高质量经验交流大会，特邀我们参加并作中心发言。该会共有95个单位（包括冶金部及燃化部的各系统的科研、高校单位）的164名代表参加，会期10天。在开幕词和闭幕的大会总结里，都突出表扬、鼓励了大连海运学院单晶组。还支持由我们与有关单位联合进行《两点法》和《部颁法》之间的对比试验，以进一步评定、完善新方法。趁这次大会对我们支持的人气，我们无偿地得到了全国最重要的十几个多晶硅生产单位提供的40多个样品，一鼓作气，分别在大连、广州两地开展了对比试验。在大连与油化厂的301车间合作，1974年12月到1975年4月，大汲和我在那里上班。在广州与广州半导体所合作，1974年12月到1975年5月，小吴和区在那里上班。
就在我们对试验资料紧张地整理、分析之际，1975年6月院党委“慎重决定”，彻底解散基础部。单晶组各人都又有了新的归属，新的任务正等待着我们。尽管对此早有思想准备，但我们还是感到太遗憾了。——因为在对比试验中我们看到了《两点法》的完善之道，却无法行完善之举了。在嗟叹声中，我们化了一个来月时间极力做好对比试验报告，指出待完善的工作，递交给有关领导。后来又发表在《半导体材料通讯》上。
在单晶组搞《两点法》期间，市长魏富海、国家教委领导迟群先后来参观过。打倒四人帮后，1978年在大连市科学大会和辽宁省科学大会上，《两点法》都被评为“重大贡献项目”，拿到奖状；付和我共同出席了市科学大会，也算是精神上的一点抚慰吧。直到1979年7月，我院还收到中国计量学会硅半导体物理测试组的邀请函，要求介绍《两点法》。基础部（那时又恢复了）认为还应该去（大概为了面子吧），于是拿起了4年前的文本，登上峨眉山。会上有些朋友还对《两点法》感兴趣，并深为我们终止研究而惋惜。东工的高老师回去后来信，诚邀我去他们那儿干。当然，我谢绝了他的好意。在回信中引用了“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自喻。我清醒地意识到，国家有更大的社会变革亟待进行，还远没有条件来解决人员或人才的部门所有制问题。因此也没有什么懊恼。
加入自动化研究室的前后
单晶组解散后，我被分到自动化专业的仪表教研组。组内所有教师都已经过了为期半年到一年的到基地学农。我长期搞单晶不得分身，必须补上这一课。1975年9月到1976年3月在基地，但没有学农，而是当了半年炊事员（赶鸭子上架，也是边琢磨边干）。业余时间自学了晶体管和脉冲数字电路两门课，因为那肯定是未来任务必须的知识。4月到5月，到上海自动化仪表一厂军工组实习船用气动仪表。7月到8月，随赵兴贤参加“大庆51”号轮的接船组试航，验收锅炉水位自动调节系统，赵是老手，我跟他学。9月，大汲随我出差“大庆46”号轮，修复已坏的锅炉水位自调系统，一回生，二回熟，这次我成了责任人了。
完成任务回校后10月中旬的一天，励瑞悄悄地告诉我四人帮被抓的消息。我大为惊疑，急问其详，经解释，遂信；大喜不已。马上把消息告诉了张天祥，他的反应跟我一样。几天内这世间最美好的消息终于传开了。我觉得走路更轻快，干什么都更有劲了！1976年11月到1977年1月，担任轮74级的《轮机自动化》课。4月到5月，与张天祥、黄万敬出差做课程调查。8月到10月，担任油化厂工大的《气动仪表》课。11月到12月，赴上自一厂参加气动3型船用仪表的振动、冲击试验。1978年1月自沪返回；林风见我就说，“欢迎！基础部恢复了，快回来吧”！不容分说，我又回到了基础部。利用寒假作准备，3月到6月在力学组开“有限元素法”讲座。7月到8月，参加海船平台规范工作会议，拟从中找到研究课题。尔后就进了英语口语班。
口语班快结束的一天（1979年6月下旬），课间休息时说有人找我，出门一看乃是朱绍庐老师。之前我们并不熟识，但我对他稍有了解。朱老师长话短说：我院接交通部两个重大科研项目，其一是大型船舶自动化技术的研究，命他担纲；正组建自动化研究室，问我愿参加否。又补了一句，“从微处理机开始，都不太懂，大家一道来攻。”我甚为意外、惊喜，答应尽快回复。其实，那几天我正发愁口语班结业后到哪个专业做科技进修生的事。从专业方向来讲，我虽然力学师资班结束后在北大进修了一年，但自知水平不高，未达前沿；硅材料的《两点法》虽然堪称行业的前沿并小有作为，但我在固体物理、化学等方面知识太贫乏，有待大力补充。因此，如果进修这两个方向的话，去国外作用不大，很可能是镀金而已。尤其是，那两方向都与我院的性质相悖，很可能是短命的。这次课题方向正，前景好，有挑战性，很合我的兴趣。另外，朱老师并不认识我，今天一定是奉哪位领导之命来的，不管是哪位，他们至少认为我是有点事业心的人，我应珍惜。至于说微处理机这新东西，我倒并不发怵，一则国外也是刚起步，再则有过单晶组的经验了。我很快就打算参加朱老师的团队。晚饭后和我爱人勤勤商量，她完全同意。主意拿定后我马上想到邀请付光永，连夜就找他说明此事。他也完全同意我的分析，愿同往。（付的情况与我极为相似，由“力学”改为“物理”后几乎是同样的经历）。第二天我就找到朱老师，告诉他我的决定，并介绍、推荐了付。朱老师很高兴。
接下来就是“户口”问题。基础部刚恢复，很明显中兴之业也亟待干事的人。付与我能调离吗？大家合计后认为，既然这是院决定搞的大项目，那肯定能调得动，只恐怕费点时间，我们只有先两边跨着干起来再说。当然，“耗子憋在风箱里”，其间的辛苦，也只有当事人才晓得啦。力学教研组的课，我直到1980年5月还在教。真正办妥我们的调动那已是1981年的事了。
一次比较成功的攀登
1979年冬，朱老师、黄读业、付和我4人在办公楼3楼的一个朝北小房间里，开第一次正式的自动化研究室会。朱老师就大型船舶自动化技术的应用这个项目，介绍了他已了解的情况，建议我们参考DETS系统（Diesel Engine Tunning System, Norcontrol Co.），首先将“柴油机工况检测系统”作为突破口，其间学习并逐步掌握微机及其应用方面的技术。众皆赞同。对我而言，如果把《两点法》比作一次“遭遇战”的话，这次则是十足的“攻坚战”了。集体与武器更重要啦。
在我们的集中学习阶段，朱老师提出的两个方式是新颖而有效的。其一是，他把已收集到的中外书面资料大致分为4份，每人一份分头消化、准备；然后约好时间，各人就所拿那份作报告，大家质疑讨论。这办法对新概念、新知识的吸收、开阔很有帮助。其二是，他提议合编微型计算机的书。开始，我甚怀疑是否插了一杠子会分散精力（因为要学的新东西太多了，而力学课还得上）；咬牙挺过来后，逐渐感到了效果：写书的过程，对所学的内容无疑起了提高、深化的作用。至今我还认为这样的方式真是充分发挥了团队的优势，反过来又迅速提升了团队自身的水平，值得记取。
经过开始的学习阶段后，朱老师带领大家仔细研究和讨论了“柴油机工况检测系统”的整体功能、详细结构，最后明确了分工：付负责计算机硬件和接口，我负责软件，黄负责其他部件。那时朱老师更多地负责写书，书写完后受远洋公司邀请和学院委派，于1982年10月去德国新造的汾河轮（随船远洋航行。该船有当时世界上最新的微机主机遥控系统，报警系统和柴油机工况检测系统，帮助解决了一些技术问题和培训了一批电机员掌握这些系统，带回了一批技术资料）。各人分摊的柴油机工况检测系统的工作约于1982年8月完成，9月联调（还请电工系的张盛林来做压力信号模拟器），整个组装好的系统（WJJC-1）于10月到11月在轮机系的8NVD柴油机上多次实测成功；尔后于1982年12月装育英轮航试；张、黄、付和我随船调试。系统经受了四个多月的实船考验，获得成功。下船后即整理资料、准备技术鉴定，于1983年7月WJJC-1系统通过了交通部的鉴定。1984年获得了交通部的科技成果奖。
该一系统的研制成功，标志着自动化研究室经历了一次从元器件、芯片开始开发硬件，编制全部软件，到最终研制出符合实际使用条件的产品的全过程；表明了自动化研究室有开发工业微机应用系统的能力；提升了自动化研究室全体人员的实力和自信心。以此为基础，在接下来的六、七年里，自动化研究室开发出了以柴油机测量分析系统和锅炉微机控制系统这两个系列为主的十几项科研产品，并得到广泛应用，分别得到了市、省、部、直至国家级的十多个科技进步奖和科技成果奖，科研产品推广应用到全国20个左右省市，为学校取得了较大的经济收益，为申报轮机工程学科的博士点奠定了基础，也培养了一批年轻科技力量和上硕士博士研究生。可以说，这是一次科研团队较为成功的集体攀登。海院自动化研究室逐渐成为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的，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高科技基地，有相当的知名度。
作为集体中的一员来回顾这个历程，我感到有两点是突出的。一个是起点高，并维持高水平。一开始研制的就是国际上刚用在船上的专用微机系统；研制自己的系统也是从当时能搞到的最先进的元器件、芯片入手，并随后不断追踪、更新。当代的莫尔定律（“相同面积上的元器件密集度，每两年翻一番，性能也提高一倍”）及其推论，已经深深影响了我们几个开发骨干的思想，懂得必须与时俱进。另一个是团队精神的自觉维护。与教研组讲课基本上是“个体户”不同，现在必须合作。付与我是老伙伴了，但为了工作还时有争执。例如有次为某电路使用在系统是否得当，争得不可开交，朱老师也定不了。最后一致同意到8NVD机实测某个关键数据才解决了问题，大家心悦诚服。
以上是从思路和机制的层面上讲的。从环境、外部条件来说，则首先得佩服当时的朱杰、周光庭二位院长的知人善任：选对了队长。从资历、人气、声望、实力各方面来讲，朱老师确是最合适的人选。在1979年，敢于把当年最耀眼的“白旗”推出来当重大项目的领军人物这件事，要有一定的胆识。（须知，尽管四人帮已打倒，但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全面评价以及政治体制改革却一直没有开展啊）。还有难得的，他们不是仅止步于点将。朱院长去日本考察时，省下生活费为我们购买国内买不到的电子元件；周院长常听取我们的汇报，解决工作的困难和问题。甚至对生活也有细致的关心。有次去看病，钟大夫（医院院长）对我说，“院长发话了，要对几个人多照顾些，点了你的名。”我心里一热，甚为感动。神经衰弱本没什么好药，这话也就顶替好药啦。其次，还必须看到80年代（尤其是1984年到1989年）外部改革开放大环境的宽松，鼓励科技人员办公司、掌实权。否则，发展的势头也不会那么迅猛。
民办公司的成立、发展和效益
1984年初夏，自动化研究室已有两项省、部级鉴定过的全国领先的科研成果。但是，科研成果仅止步于鉴定会的展品或样品，那却是令人心有不甘啊。总是向国家要项目、经费，虽完成了国家下达的科研任务，但未能转化为生产力；那样任务的完成，对社会的实效又在哪里呢？这是我们之间的老生常谈了。
7月初，自动化研究室在北京交通部大楼一楼门厅展出科研成果。7月8日，交通部副部长郑光迪、大连市委书记于学祥、副市长赵亚平等参观后向我们建议（当时大连是全国科研体制改革的两个试点城市之一，另一是黄石市）：可以成立一个小型民办集体企业，不要学校投资，采取业余兼职的方式，把科研成果及早地推上社会应用，在大连逐步形成一个高科技的产业。这一建议也得到周院长的支持。何况，高复先已成为“带头羊”，他牵头已经被批准搞了个民办集体公司，国家正有扶持的政策。于是，朱老师、黄、付和我于7月下旬打报告申请成立公司。经科研处、院领导、市科委批准，一路绿灯，我们四人花100元就办起了“大连海运学院微电脑开发公司”。办公司的宗旨，就是要把科研成果推向社会，并不断开发新成果，在大连干出一个微电脑应用方面的高科技产业来（北京中关村高科技企业一条街就是那时起步的）。
新体制带来明显的活力。大家积极主动，效率高，发展快。从1984年开办到1990年底，公司人员从19人增加为26人；1985年还与香港华业技术发展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在市科委和外经贸委的批准下，成为与境外企业合作生产经营的企业，从而使公司的技术和经营水平又有所提高。可以说，这时的公司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有较强竞争力的高科技产业。这从下面公司效益的简介可以看出。公司自始至终（1984年8月到1990年12月）所取得的实际效益，可列为三：
第一，推动建成了一个工业微机应用方面的高科技产业。公司成立后自动化研究室以科技开发为先导，以培养硕士、博士为技术储备，以公司经营为实体，逐步形成了一个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三结合的高科技基地。教学方面，给研究生开七门课，年均500学时；科研方面，承担六五、七五国家重点攻关项目和部重点项目，获得多次各级奖励；这些项目都及时转化为生产力，形成系列化产品推向全国，并面临推广高潮的好局面。在开拓国内市场的同时，DMC204C柴油机测量分析系统先后赴美国芝加哥和苏联莫斯科展出；还通过上海九院承担了提供出口印尼，配套工业锅炉微机控制系统的任务；走向国际市场的前景就在眼前。
第二，科研成果推广带来的公司创收（所引数据皆出自移交给学校时，双方法人签字的《移交书》）。完成合同总额367万元，上交利税107万元，流动资金102万元，固定资产42万元。
第三，推广应用科研成果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DMC系列柴油机测量分析系统已在全国三十多个单位使用，直接取代国外进口产品（国内无），已为国家节省上百万美元；DMC系列锅炉微机控制系统已使用超150台，节煤节电年均效益3000万元。
公司取得的效益和发展的势头非常好。我们也常有议论，想找出关键处，注意自觉的维护。虽然没有办公司的经验，也没有高级会计师的谋划，但就凭我们领先的技术优势，以及办公司的宗旨，很快就以自己的特点运行自如。尽管没有写出来，其实我们已形成三个强烈的共同理念：注重发展（不断更新设备），适当得利；不断开发新品，作好技术储备；安全财务。这些观念在公司的人力、财力、资源的配置上，得以充分的体现。在我看来，这一切利好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让掌握了先进技术的科技人员，有实权（人，财），并介入市场。在1990年，由于种种原因，公司夭折。
“俏枝败叶，喜忧有时”
有机体总有其成长、发展、衰落的过程，自动化研究室也那样。每个人在此过程中总有其特有的欣喜、忧伤，幸运、遗憾，我也那样。有些场景颇有戏剧性，令人难忘。1984年10月在无锡召开的中国内燃机学会测试年会，规模空前。奥地利AVL等好几个老外也参加。我院郑克钊老师和我与会。那次会大连人成了焦点：仅有的两篇大会报告之一是大工胡国栋教授的壁面燃烧理论实测，另一篇就是DMC柴油机测量分析系统。当我报告中指出几种国外产品都存在着的一个原理错误时（有图示），坐在第一排的几个老外听得十分专注、认真，不时还与翻译交头接耳。报告完请大家提问时，老外通过翻译说，“虽然指出了有些产品的问题，但你的系统是怎么解决的？没有说清楚。” 这时，会议主持人匆忙跑上台来，拦过话筒对我说，“王老师，你别讲！”显然，还以为我是个书呆子。我说，“放心。我明白。”其实那时已经办了公司，有市场意识了。我说，“关于本系统是怎么纠正那个错误的，不是今天报告的内容。有机会我们可以再交流。”如果这算是个喜剧片段的话，下面则是次历险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广州船厂造一艘25000吨货轮，用一套DMC202柴油机测量分析系统。那是4条姐妹船的第一条，事关重大。周方明执意要我一起参加试航交接（平时他可一人完成）。厂方、船东、船检等各方面，尤其是技术方面的领导都来了。我们的系统运行时老是有问题：显示第二缸的曲线、数据不对头；而从各种常规仪表反映的情况看，该缸与其它缸并无明显差别。老轨们，总工们，老师傅们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地说，这新发动机六只缸都一样，肯定显示得不对。我心里十分紧张，但仍沉着解释说，“现在还在调整，显示的东西不算数。”事实上，我们的系统早调试完了。自从开发了自己的柴油机信号模拟器后，凡是离校的DMC柴油机测量分析系统都是调试好的；也没有什么再调的余地了。时已深夜，船到锚地抛锚。交接组全体开会，决定明早7点返航，约10点到厂。也就是明早开航后只有两个来小时的试验了。晚饭不想吃，周困得和衣而睡。我睁着眼一遍遍地琢磨所有出意外的可能；“走麦城”、“滑铁卢”这几个字也在脑际时隐时现。折磨到天亮时，终于排除其它可能，集中到唯一的疑点：第二缸的示功阀有毛病；——虽然在几十条船的使用经验中我们从未遇到过。开船再试前，我要求老轨把一、二缸的示功阀交换。老轨说，“可以。但其实一样，都是库里拿出来的新品。”换后一测，显示第一缸的曲线、数据不对头，其余五缸正常。这下我心中的石头算是落了地。我告诉老轨那示功阀有毛病；他还不太信。建议换别的缸再测，终于证实了我的判断。老轨当即拆开那只示功阀：里面的一片石棉垫片严重偏置，使部分垫片产生了单向的节流效应！老轨气得大骂供应科。终于化险为夷。我这才吞下了两份方便面，饿坏啦！
1992年老黄不幸遭车祸，院里派来了牛宝来当自动化研究所所长；付于1995年去了深圳；1998年朱老师退休。1999年春，做完了一切善后工作，6月5日（60周岁）我找到轮机学院院长孙培廷，提出如期退休。他似乎有点意外，客气、礼貌地表示挽留。我说，“睡觉一直不大好；听力也差；精力不济了。”带着七分幸运三分遗憾，从此离开了科研生活。我怎能不感到幸运呢？我的多位一起奋斗过的同学已英年早逝（励瑞，康田运，袁丽生，黄读业、孙占山等），未能等到退休那一天。尤其幸运的是，能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年代里，与志同道合的师友们一起奋战十多年，共同经历创业的风雨艰险、荣辱甘苦，结下了诚挚的友谊。青少年时代所孜孜以求的“创造性劳动”、“事业心”，不就是这样的生活吗！我当然又很遗憾，未能做得更多更好；《两点法》没有完善；柴油机测量分析系统的市场还没有更好地扩展；新型马力仪的研究功败垂成等等。
200X年的春节团拜会后，当年党办的郭莲芝在电影院门口招呼我，并引到一边。她说，“王老师，过年好！朱老师、付老师他们都好吧！——看来当年对你们公司的处理有问题，可惜了。”我说，“是可惜啦！当初我们与今天的“联想集团”、“东软集团”是同时起步的，发展势头都一样好。——但愿以后少些这种遗憾。总会越来越好吧！”当晚，这段短短的对话却搅得我迟迟睡不着。索性披衣而起，写下了这几句：
“草木一秋，人生一世；
俏枝败叶，喜忧有时。
尚幸夕阳，嫣红姹紫；
唯盼政改，纠我体制。”
——这也就作为《科研生涯》的结语了。
王立安：1956年升入大学，后由南航转入大连海运学院海洋船舶驾驶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长期在自动化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教授。多项科研成果获省（部）、国家级奖励，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