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书匠”者，“教书先生”也。前者是俗名，后者为尊称。乍一听，它既失去“人类灵魂工程师”的高雅与神圣，也不像“教授”、“大师”那样令人肃然起敬。在人们的印象中，“教书匠”疑似只会教书，不搞“科研”的人群。但，我还是十分认同这个称谓，因为它十分切合我的经历。当今社会，不乏专家、学者、工程师之类的人才，急需而又短缺的是“能工巧匠”类的高级技工，学校里如有一批合格的“教书匠”，难道不是教育事业的需求和家长、学生们的企盼吗？何况，“教书匠”并无贬意，韩愈在《师说》中曰：“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这是古时对“教书匠”的最好诠释。再者，被“木匠”们尊为鼻祖的鲁班师傅，其才华与造诣决不在“教授级高级建筑师”之下。如此说来，争当一名称职的“教书匠”又有何妨？一名好的“教书匠”不一定是教授，而教授则应该是一名合格的“教书匠”。
1958年秋，我同20余名55、56级同学一道被学校抽调留校，分别到物理、数学、化学和制图教研室任教。四十年来，我们在人生舞台上始终扮演着“教书匠”的角色，也真切地品味到其中的甜酸苦辣涩。
“充 电”
像我这样“半路出家当和尚”的人，欲想在大学这座“神庙”里呆下去，要补念的“经”实在是太多了。什么清华、北大、复旦版的《普通物理学》统一教材，什么《电磁学》、《光学》、《原子物理学》等专著，什么《理论力学》、《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电动力学》和《量子力学》等物理专业课程，以及《数学物理方程》、《场论》之类的数学工具书，都摆到了面前。前辈们说，这是物理教师应当读“懂”的必修课。
年复一年的教学任务，使我始终未能获得脱产进修、集中“充电”的机会，只能以“自学为主，听课为辅”，尽一切可能，汲取“营养”，以滋补“先天不足”的头脑。白天，我或聆听刘定宇教授讲授“提高”课，或断续地到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物理师资班旁听物理专业课程；晚间则是自学、苦读的好时光。“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读书是很辛苦的，但当你读“懂”一点点时，又深感甜蜜与快乐。
在教学实践中，边学边干，虽未“充电”到额定电压，但在知识与能力方面都有所收获与提高。从某种角度说，自学得到的知识或许更为扎实，实践积累的经验尤为宝贵。它们都是我从事教学及其他工作的基础与充要条件。
“单”飞
教研室要求青年教师一步一个脚印的循序渐进，从熟悉与掌握每个教学环节入手，逐步提高教学水平。每个助教都要编排几个物理实验，并参与实验辅导，同时跟班听主讲老师上课，指导1~2个班级的“习题课”，批改作业，负责课外答疑。如此循环往复，数年之后再视工作需要与本人状态，决定是否授予讲课“资格”。在此之前，真刀真枪的“试讲”，是必须要通过的重要“关口”。
1961年，教研室主任刘定宇教授选定“气体分子运动论”这一章，安排我到驾驶专业60级试讲，届时他和几位老教师莅临现场旁听，并进行点评。他们的讲评意见我不得而知。事隔半年，教研室指派我担任驾驶与轮机管理专业61级的《普通物理学》的主讲任务。按照惯例，这是从助教晋升到讲师的难得机遇，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面对8个班级240名学生的大班课，我顿觉责任重大，压力不小。暗自思量，这次教学只能成功，不容失败。
我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和教学计划，制订了“教学日历”。重温和分析了平时跟班听课的笔记，并结合自己的感受和学生们的反应，，认真地撰写教案与讲稿。
似乎，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亟待解决。当时，学校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教师不能过早提前下课和压堂。这无疑是正确的。“下课”铃声响后，你还站在讲台振振有词，学生最为反感，也毫无效果可言。如何做到“分秒”不差，这对于没有手表的我，倒是一个不小的难题。“穷则思变”，我不妨来个“笨鸟先飞”。夜深人静之时，我带着从实验室借用的闹钟，来到肃静的田径运动场，头顶星空，面对树林，边走边讲，还不时地在空中比划着，模仿“板书”。闹钟响起，一节课50分钟到了，我的“预演彩排”就此戛然而止，经过多次“夜战”的训练，我终于体验到适中的语速与板书节奏，也明确了每堂课所能完成的教学内容。
两个学期下来，自我感觉“良好”，学生的反映也尚可。首次“单飞”成功了，我十分高兴。
学“艺”
尽管对于“教书匠”没有“表演艺术家”或“大师”之类的美名，但是，我坚信教书也是一门艺术。“教书匠”们也都有各自“表演”的风格与魅力。
在教育界没有“拜师学艺”的传统，也很少见到有关“教学艺术”的书籍。因此，学习教书艺术只能靠自己在观摩老师们的教学中，去琢磨、思考、学习，再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去应用、操练，逐步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真要感谢中学和大学的老师们，他们的教学早已为我展示了教书的艺术，是我学“艺”的样板与楷模，许多技艺与方法够我一生享用。
我就读温州市第一中学（现温州中学）时，老师的教学水平堪称全省一流。我清楚地记得，几何老师凭手画出的同心圆，令人拍案叫绝；物理老师关于电磁场的“左、右手定则”的口诀，听后永世不忘；数学老师上课从不看课本，娓娓道来，引人入胜，还指引学生翻到“第几页第几行”后，带领学生诵读数学定理，竟一字不差。有这样的好老师，真是学生的大幸。
大连海运学院的老师们也不含糊，其中不乏教学佼佼者。陆子芬教授的授课风度魅力，以及那手等分直角坐标轴的诀窍，简单而不失巧妙；刘定宇教授推导公式的严谨与熟练，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常学谦教授一丝不苟的教学态度和条理分明的论述，使原本枯燥的画法几何与制图课程，变得有趣与好懂；常复晨教授的讲解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更教人逻辑思维的方法；朱绍庐教授在论述“可逆与不可逆过程”时的比喻，生动而又深刻，是我一直搬用的实例；林在旭教授那种教态从容、全神贯注的上课风度，令人听得津津有味；鲍启勋教授字正腔圆、京味十足的说教，像是一场“单口相声”的公演……。
够了，这些老师们的教书“才艺”绝对可以同艺术家、大师们相媲美。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他们如此深厚的功底，是长期教书的升华与结晶，也是我学习与仿效的榜样。
转 岗
1973年，一阵“教改”的狂飚，摧垮了基础部，基础课教师各奔西东。教数学的改教航海系气象课程；教物理的或到航海系去教“航海仪器”课程，或随船电系学生到工厂开门办学。我则被安排到轮机系，改教轮机管理专业73级的“高等数学”课程。一次偶然的机会，恰遇时任航海系领导的杨守仁教授，他了解我的近况后，十分关切地说：“回航海系吧，你毕竟是从这里出来的”。
几经周折，我终于回到航海系航海教研室，先后担任驾驶752、753班和762班的《航海学》（包括天文、地文航海）的教学工作，并带学生上船实习。记得，上第一堂课时，我首先向学生坦言：“我曾是驾驶专业的学生，但没有接触过天文与地文，有关的知识是我在上课前自学的。但请相信我，教材上所涉及的一切内容，我保证能讲明白，也可以解答大家的疑惑。然而，在航海实践中是如何操作的（特别是测天定位），让我们上船共同学习吧”。我的坦言，得到了这批具有社会阅历的“工农兵学员”的理解与宽容。我的努力没有白费，我顺利地完成了教学任务，并得到学生的认可。
那时节，我心想，这回总算圆了半个“航海”梦，能这样干到退休，我也心满意足了。不料，1977年随着正式恢复大学招生制度，基础课又受到“重视”。学校一声令下，一大批转岗改行的基础课教师，又毫无例外地被召回到教研室，重操“旧业”。基础课教师都是“好样”的，“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则能胜”。同事们淡泊名利，毫无怨言，默默无闻地工作着，一辈子坚守在基础教学的岗位上，直至退休。试问，这样的“教书匠”难道不是学校的“宝贵财富”？
晋 升
1958至1960年间，留校任教的“教书匠”们，在当了20年“助教”后，终于在1978年被授予“讲师”头衔。在中国教育史上，这恐怕是空前绝后的怪象。1985年前后，经辽宁省职称评审委员会审查，这批“教书匠”又先后晋升到“副教授”。
再晋升一次，便是“梦寐以求”的教授了。但直觉告诉我，可能性是不大的。因为基础部教师评教授职称，学校评委会通过后，还必须由辽宁省职称评委会讨论通过。试想，像我们这批非“科班”出身的“教书匠”，一无著书立说（编教材的都是教育部钦定的单位，大连院校哪有资格），更缺“科研”项目和成果，当“教授”免谈。再好的“教书匠”，也只能接受当一辈子副教授的命运吧！
下 海
1988年7月，我受学校委派赴深圳蛇口工业区创建校办企业。真所谓“远洋驾船原是梦，下海弄潮方为真”。
深圳，这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哨阵地，学校里有多少人盼望能去“闯一闯”。但是，当我接受此任命时，内心却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因为，我深知作为办企业的门外汉，我肩上的担子太重了，风险太多了，弄得不好，恐怕颗粒不收、身败名裂。作为五十年代的知识分子，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答应的事，一定要去做，而且还要做好。
踏着坎坷之路，我上道了。我没有什么招数，一靠向书本学习，二靠向专家、能人请教。那段日子里，我仔细阅读了杨烈宇教授主编的《实用金属学》（内含董玉华同志关于镀铁技术的文章），以及谭玉芳、孙杨香编著的《镀铁技术》。与此同时，向高级工程师董玉华、刘承仁请教，并向高级经济师、高级工程师温仕浩请教，学习经营之道。
经过同事们的共同努力，在校友温仕浩、耿全的鼎力支持下，一个由大连海运学院、深圳市海安船舶工程有限公司和香港海通有限公司合资注册的“深圳市海荣金属表面工程有限公司”终于在1990年横空出世了，并立即引起港航企业的瞩目。
“海荣”公司运作正常，并取得了可喜的进步。受到交通部教育司肖枝平司长的首肯与好评，认为这是“校办企业的方向”。90年代初，还荣获首届深港技术交易会“优秀奖”（蛇口共有两家企业获此殊荣）。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作为海荣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那些曾经支持与帮助过我们的粤深港等地区的校友们——钱澄根、陈公涛、叶秋林、曾宪丰、周永菁、蔡洪生……。他们的支持与帮助是“海荣”公司生存的条件，也是后来发展的基石。
无 悔
1996年，我带着五味杂陈的感受回到学校。考虑到学校各部门的现状后，我下决心给校领导递交了一份请求提前退休的报告。承蒙领导理解与关照，同意我提前两年退休“解甲归田”。海大航海学院、轮机工程学院等单位，一些年来都有一个惯例，每年元旦前及重要校庆活动，都盛情邀请本单位已退休的教师回“娘家”团聚，叙旧情，互致珍重；谈未来，各献妙计，场面十分热烈，大家心情欢畅。不知何故，唯独例外的是基础部，这令基础部教师颇有“失落”感，我的娘家啊，您在哪里？往日的战友啊，你们可都好吗？
回眸几十年的从教生涯，我有诸多遗憾，但我无悔。当一名教师是我的选择，我十分感兴趣，也自信能胜任这份差事。若有来生，我愿再当一回“教书匠”，把“蜡炬成灰泪始干”的精神献身于教育事业。
我深深地记得，在福建集美鳌园，有一支高达9.9米的石雕蜡烛，它意寓永久吉祥，又象征一把永远燃烧的火炬。“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这不正是那些长年从事基础课教学的“教书匠”们热爱教育、培养人才和无私奉献的真实写照和最高褒奖吗？！
编者附记：
本文是宝骐同学辗转在病榻上断断续续完成的，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作为编辑组的一员，他的勤奋、执着、热情、严谨，令我们全体参与者深受感动和鼓舞。他不仅出色地完成了文章的组织编写，而且缜密、负责地修订每一份文稿，只为“回顾海院竞技体育的巅峰年代”一文中的每项记录的确切数字，他就曾多次通过长途电话，乃至与元良同志直接找一些当事人，逐一反复认证、核对。
遗憾的是：他没能等到《回忆录》（第四卷）的出版、发行，这是他临终的牵挂，是他对母校、师友的深情告别啊！
朱宝骐：1956年秋考入大连海运学院海洋船舶驾驶专业，1958年抽调到基础部物理教研室任教，曾任科研处副处长。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