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2年从交通部调到东北航海学院来的，当时正值开展上海航务学院、福建航海专科学校和东北航海学院合并事宜。首先于1953年3月将上海航务学院与东北航海学院合并，后来又于同年11月将福建航海专科学校并入，至此三校并校工作全部完成，正式成立大连海运学院。这个在当时为了集中人力、物力创建一个新的海运学院，为新中国的海运事业培养大批新生力量，迎接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要求而作出的重大决策，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但是，在实施三校合并的过程中，却存在不少困难。当时上海和福建都是比较发达的地区，生活环境和物质条件都比较优越，而大连则地处关外东北，当时比较清贫，街上行人稀少，商店也不多。我记得当时我们乘有轨电车到人口较多的商业区——青泥洼桥时，电车里只有很少几个人，沿途街上行人也稀少，商店也不多，只有在青泥洼桥附近的商业区，才有一些商店和饭店。那时我们在星期天进市内，就是逛逛书店，购买些日用品，看一场电影就回来，非常单调。在食堂内吃的主食主要是粗粮，不是难嚼的高粮米饭，就是难吃的窝窝头，既粗又硬，南方人是很难下咽的。当时在凌水桥的新校舍还没有建成，住的也是由原来的东北航海学院挤出来的一些老房，生活十分艰苦，特别是对来自南方的师生员工，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当时因为新中国刚刚成立，党的威信很高，听党的话服从组织调动与分配是很大的动力。学校通过组织上海教工参观团实地考察新校舍的建设和细致的政治思想动员工作，再加上推出一些生活上的特殊照顾，比如对南方来的同志多增加一些细粮补助等，终于使绝大多数教职员工顺利地完成了并校中的动迁任务。记得我们当时的一批青年教师，不分校别同住在解放广场的一个集体宿舍里，住的是上下铺，吃住都在一起，非常和谐，现在朱绍庐、浦宝康、陆祥润、冒天诚、杨春龄等这些当年的年轻助教均已成为年过古稀的老教授，但在当时并校过程中却是一股新生力量。不知不觉，50年过去了，往事回忆，不仅令人感动，而且令人珍惜。
当时新中国刚成立，西方英、美帝国主义国家还在敌视和封锁我国，因此向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倾斜是新中国外交上的主要策略。在教育战线上，也抵制英美，学习苏联；放弃英语，学习俄语。因为要采用苏联教材，当时又来不及翻译，所以在教师中提倡和鼓励采用俄文原文教材，并对教师进行短期培训，经过半年的学习，大多数教师均能依靠字典阅读俄文专业书籍，开始放弃英语使用俄语。
当时海运教育有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船舶上要按照苏联模式设置一个船舶电机员职务，专门负责管理船舶上的所有电气设备，这是西方英美国家船舶上没有的。为此，我们在1955年就开始筹备设置“船舶电气专业”，准备培养船舶电机员，并派骨干教师冒天诚和陆祥润专门到上海交通大学跟随苏联专家学习船电专业课——“船舶辅机电力拖动”、“船舶电力推进”和“船舶电站”，并参阅苏联船电专业的教学计划，制订我们船电专业的教学计划。经过两年多的积极准备，我院设立了船舶电气设备学科，最初附属于轮机系，后来单独成为船舶电气系，于1958年正式招收第一届船电专业学生，学制为5年。学生毕业后，分配到船舶上，担任船舶电机员工作，这一过程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后。根据STCW 78/95公约的规定，船舶上不设电机员职务，因此船电专业又改成现在的“自动化与电气”专业，改培以陆上为主的电气自动化人才，并重新使用英语教材，甚至提倡只用英语讲课。这是我们这一代亲身体会到的反复变化，也是根据市场经济需要，与时俱进求发展的过程。
陆让之：1945年考入西南联大，194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52年从交通部调入学校工作；教授。
(转载自大连海事大学《校友回忆录》（第一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