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我进入东北航海专科学校学习，当时条件很差，生活很艰苦。
学校规模不大，师生员工加在一起不过300人左右。校址就在旅大市白山路，校舍是一栋设施简陋的三层楼房，教室和办公用房全部集中在里面，学生宿舍和食堂就在附近的几栋日本式的平房里。不论教室、宿舍还是食堂都没有暖气设备，冬天只能靠生火炉取暖。1950年秋季入学的新生中，有不少南方同学，他们对生火炉是一窍不通，急得要命，他们会把生得好好的炉火给捅灭了。而东北同学个个都是生火炉的行家里手，哪怕是快要灭火的炉子，经他们三捅两捅就给捅旺了。这样，生炉子、管炉火的工作就全部由他们自觉地承担起来。于是有人戏言：东北同学是我们的“总统（捅）”，南方同学都不是“总统”的料。
伙食水平一般，主食全部是高梁米和玉米面，只有“五一”、“十一”、元旦、春节和一个月一次的打牙祭才能吃上一顿大米白面。对北方同学来说，这就是不错的伙食，但对吃大米长大的南方同学来说，落差就太大了。因此，每到吃细粮时，我们南方同学都会胃口大开，美美地饱餐一顿。大伙房做的包子不可能小，可是一个南方同学在一次吃包子时，一顿竟吃了17个，撑得腰都弯不下去，筷子掉到地上都没法捡起来，成为一时的笑谈。
学校还免费供给制服。进校不久就发了过冬的棉衣，棉袄、棉裤、棉帽一身黑色,质地一般，但服装整齐，走出去很精神。此外，每人还发了一双苏军用的大皮鞋，鞋偏于肥大，而且里外都掉色，穿上后会把袜子染黑。于是，我们便在袜子外面再加一层裹脚布，既保护了袜子，又能更好地防寒保暖。男人也用裹脚布，今天听起来简直是奇谈怪论，可是这却是50年前我们的一段真实生活。
文化娱乐生活也很贫乏。大连有个话剧团，剧院门票不贵，但对我们这些穷学生来说是消费不起的。我在校期间，记得只看过一场学校组织的让大家受教育的话剧。电影院有几个，由于囊中羞涩，也不敢进去。那时市民平时的娱乐生活，就是用收音机收听广播节目，可是我们学校连一台收音机也没有。幸好理工大学的前身大连大学就在市内一二九街，他们规模大、人多，经常组织放电影，我们就徒步走去，老着脸皮，站在人家大礼堂的最后，看场不要钱的电影，这就是我们惟一的文化娱乐生活了。
那时是激情燃烧的岁月，人们的政治热情很高，生活虽然艰苦，但都无怨言。特别是初到北方的南方同学，在生活上遇到很大困难，但都能千方百计克服，自觉地适应新的环境。何况，我们是公费上学，不仅不收学费，还供吃供穿，又给零花钱，学习和生活都有了保障，感受到了共产党和新社会的温暖，对此我们已感谢不尽了，哪有什么怨言可说。
在人际关系上，我们也有了全新的感受。旧社会各人都只顾自己，相互关系很冷漠。现在同学之间团结友爱，相互关心，互相帮助，特别是老同学对待我们这些新生的关心更使我们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这里的“老同学”，主要是指高年级原来葫芦岛商专的那帮同学，他们全是东北人。当时学校工作人员很少，从上到下只有十五六人，对新生的接待帮助和指导全部由这批老同学担负起来。他们的年龄普遍比我们大一大截，我们还是嘴上无毛的小伙子，显得很幼稚，他们已经是长胡茬的成年人了，个个显得成熟、稳重、老练，待人又是那样的热情、亲切、友善，他们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因此“老同学”这个概念在我的心目中，就有不同一般的含义，它不只是指高年级同学，还有一种待人亲切的兄长的意思。现在50年已经过去，这个亲切和蔼的兄长形象仍然鲜活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为什么他们能给我们留下这么美好的印象呢？我想这和他们身上固有的东北人的纯朴、热情的品质有关，也和他们特殊的人生经历有关。他们长期处在日本殖民统治下，成长的道路是艰辛的，学习道路也不顺畅。大学时又遭遇解放战争的多变时局，学校被迁到当时的北平，他们也就被迫离开家乡，断绝了经济来源，生活遇到了极大困难。为了生存，他们团结起来互相帮助，想方设法争取得到各种接济，甚至募捐，以保证每个人都能生存下去。艰苦使人早熟，这段生活的磨难，在他们身上培养出团结友爱、乐于助人的美德。我们这些刚到北方，对各方面都不适应的渴望关怀的人，自然就能从他们身上得到春天般的温暖了。
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我们还进行了一次今天来看也是不能想像的活动。当时的院长由时任北洋海运局长的孙大光同志兼任（后曾任交通部长、海洋局长、地质部长）。1951年，工业生产尚未完全恢复，经济不发达，航运萧条，运力有余富，于是院长就批了一条船给我们，利用“五一”节假期，把全校师生拉到青岛去“旅游”。
从专业学习的角度说，这次活动不同年级有不同的说法，对学了较多专业课的高年级来说是“实习”，对接触专业不多的低年级来说是“见习”，对我们这些还没接触专业的新生来说是“体验航海生活”。
抵达青岛港后，我们吃住在船上，第二天就身着制服，队列整齐地出现在青岛市民面前。前面是军乐队开道，当时乐队组建不久，但在日本指挥的调教下，进步神速，到这次出行时已能熟练地吹奏好多曲子。在行进途中，我们就轮番吹奏这些曲子，可以说是一路吹吹打打，招摇过市，好不风光。
我们的出现，在青岛市引起了轰动。从港口出发乐曲声起就招引来不少小孩跟着跑，沿途愈集愈多，跟着我们纵穿青岛繁华市区，直到目的地惠泉公园。青岛市民对我们这支队伍的突然出现，开始露出惊讶神色——从着装上看这支队伍显然不是军队，但是又着装一律，步伐整齐，搞不清是什么队伍。当看清了队前的校旗和胸前配戴的校徽后，明白了这是一支从大连来的大学生队伍，于是脸上露出了羡慕的神情。青岛气温比大连高，又到了“五一”节，青岛人已脱下冬装，换上春装，而我们仍然是一身棉制服，这种不合时令的着装让每个人都热得满脸通红，浑身是汗，有点狼狈。面对这种情景，市民们露出既好笑又理解的复杂表情。到惠泉公园吃了备好的午餐后，解散队伍，自由活动。我们各自逛了公园和市区，然后回船休息。
这次活动时间很短，来回只用了三四天。它的主要目的是让大家在长期枯燥的学习生活后放松一下，利用有利条件把平时组织的郊游活动放到海上。我们也在这次活动中欣赏到蔚蓝海洋的奇特风光，品尝到了海上航海的惬意，游览了青岛市的美丽景色，驱除了疲劳，身心得到了调整。所以这次活动实际上是一次不叫旅游的“旅游”。
当天晚上在青岛海员俱乐部，我们与国际海员举行了一次联欢活动。来参加联欢的都是在港外轮上的黑人船员，他们的国家仍然处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的压迫下，对取得民族解放的新中国非常羡慕与敬仰。在联欢过程中，他们情不自禁地纷纷上台表达对新中国的钦佩之情，控诉声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的罪恶，倾诉对自由解放的向往，并寻求我们的支援，甚至要我们给他们武器，好回去搞武装斗争。联欢突然变成了声讨控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大会，这个变化是我们始料不及的，黑人船员的讲话深深地打动了我们，使我们深感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光荣与自豪，同时也激起了我们对帝国主义的愤恨和对被压迫人民的莫大同情。
联欢会上呈现的情景，有力地说明解放后的新中国已经被被压迫民族看成是值得信赖的朋友和靠山，他们到了中国就像到了家一样，把我们看成是他们的亲人，所以，才会在我们面前把对别人不能讲的心里话一股脑地倾诉出来。这是对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国际意义的生动说明。对中国革命意义的认识，第一次从实际生活中亲身体验和感受到，这比课堂上听到和书本上看到的深刻多了，所以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思想教育，这是事先没有想到的一个意外收获，也为这次青岛之行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刘明安：1950年考入东北航海学院前身的东北航海专科学校；1952年入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学习；1954年研究班毕业回校工作；教授；曾任大连海运学院社科系主任。
（转载自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校友回忆录》（第一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