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0年9月在上海航务学院被留校担任助教开始，到2000年秋主持指导我的第7位博士生的毕业论文答辩为止，我在校整整工作了50年。
现在我住在加拿大儿女处，过着清闲的退休生活。身在异国他乡，仍然怀念着母校，经常浏览母校的网站。在网上看到庆祝并校五十周年征文，写几句以表达对母校的怀念。
1946年秋，国立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在上海复校，我考入复校后第一届轮机科学习。
复校时，没有校舍，租用东长治505号原英国雷士德学院的校舍，除了教室和几间办公室以外，没有图书馆、实验室和任何设备，操场上只有一个篮球场。第一年没有学生宿舍，当时我家不在上海，只能借住在亲友家睡地铺。第二年有了学生宿舍，除了双层床以外别无他物，但终归有了个睡觉的床铺，也就十分满足了。
当时学校只有驾驶、轮机两个专业，学生总计100人左右，教师只有10余位，有的还是兼职教授，除了上课以外，见不到教师。 学制为5年，在校学习课程3年，上船下厂实习2年。学习的课程主要有中文、英文、数学、物理、化学、机械化、应用力学、材料力学、水力学、热力学、蒸汽机、锅炉、汽轮机、内燃机、轮机设计、电工学等。除中文外，所有课程都采用英文课本或讲义。学校虽十分简陋，但大多数学生学习十分努力。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学校获得了新的生命，1950年改名为上海航务学院。这一年我留校做了轮机系的第一批助教，由于助教人少，我同时要做多门课程的助教和其他工作，如筹建实验室，购置器材图表，协助制订教学计划和办理系里的各种事务。
1952年，高校提出向苏联学习，我院把轮机系改为船舶动力装置专业，并增加了船机修理专业，学制改为在校学习5年，实习分散在各年之中，分为认识实习、生产实习、毕业实习。每一专业的课程都增加到30门左右，开始采用苏联教材的中译本。苏联教材比我们原来学的英美教材理论性和系统性强，内容也更深更广。于是我重新拿起了苏联教材，对基础课如数学、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水力学、热力学和传热学等均深入和系统地进行了学习，并突击学习俄文，在短期内达到能看懂本专业俄文书的水平。这些为以后主讲新课程，掌握新技术打下了基础。
1953年初，交通部决定三校合并成立大连海运学院，当时有些人不愿离开上海去大连。为此领导做了很多思想工作，我除了本人以外连同我母亲和妹妹一起来到大连，暂住在葵英街的海港宿舍中，上课和办公在白山路东北航海学院原址。我们去参观凌水桥新校址时，除了旧校门旁的两栋小平房和山坡上的一栋小白房以外一无所有，山坡上的草长得和人差不多一样高，一切要从零开始。
由于上海一部分教师未能来大连，东北航海学院的教师也很缺乏，有很多课程特别是基础课没有教师。因此，上海来的助教不得不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立即走上讲台。那年我只有24岁，担任了全院驾驶、海运管理、轮机、机修所有四个专业的水力学讲课任务。每周讲课高达18学时，还要批改作业，晚上在学校为学生答疑，回到葵英街家中还得备课，经常工作到深夜，星期天也经常工作。当然，当时很多年轻助教都是这样努力工作的。
为了讲好课，我特别重视教学法的研究。虚心吸取教学效果好的老教授的教学方法，充分做好备课工作。为了掌握讲课内容我看了很多这一内容的参考书，取各书的优点写成详细的讲稿。课堂上要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在备课时经过考虑的，从不在课堂上临时任意发挥。我根据黑板的大小，备课时考虑好什么位置写什么内容，并练习徒手画直线和圆，使黑板上画的图和用尺和圆规画出的差别不大。黑板字尽量写得整齐美观。我虽有详细讲稿，但上课前独自试讲许多次，直至全部内容完全背出，包括很复杂的数学公式和推导也都全部记住。因此讲课时不看书和讲稿，全部凭记忆讲课。讲课时，注意学生的表情，有时要停顿一下，让学生有思考的时间;有时先提出问题，让学生思考后再接着讲解;教材中的重点和难点要适当分散和重复，使学生容易掌握;每堂课开始时要把今天要用到的以前讲过的内容，简要地复习一下。我掌握好讲课的时间，打下课铃时恰好讲完课程，不拖延下课时间，因为这时学生的注意力已开始分散。我为学生答疑时，尽量耐心，一次不懂，换个方法再讲一次，不能讲“你这个还不懂?”挫伤学生的自尊心。由于肯在教学上花功夫，所以教学效果比较好。多年后我出差遇到过去的学生时，他们对我都很热情，我的心情也很愉快。
并校至今已50年了，现在和当年相比，真有天壤之别。这是在党的领导下全体教职员工辛勤努力的结果。我参观过日本神户商船大学和德国费朗斯堡工学院的轮机系，我校的校舍、专业设备、办学规模、博士点、硕士点、实验设备以及师生人数等方面均已远远超过他们，如果我们在科学研究、学术水平方面更上一层楼，我校必将名符其实地成为世界第一流的高等航海学府。
朱绍庐：1946年考入吴淞商船专科学校;1950年毕业留校工作;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转发自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校友回忆录》（第一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