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1920年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在北京通往天津的路上，一辆旧式带篷骡车缓缓行进着。车里坐着两位乘客。一位约30岁，戴一副金丝边眼镜，一身皮袍，手提包里装着账本，俨然一个外出收账的账房先生。另一位约40岁，长袍外套着一件棉背心，一顶毡帽低低地压在头上，看上去像个土财主。要知道，这两位可不是普通的乘客，他们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思想界的两个领军人物：李大钊和陈独秀。两位名流此次出行如此装扮，目的是为了掩护陈独秀安全离京。

事情起源于陈独秀被捕。1919年6月9日，在五四运动高潮阶段，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提出包括取消两次对日签约在内的五项要求。群众读后拍手欢呼，而北洋政府却大为恐慌，严命警察署迅速捉拿印发传单之人。6月11日晚，陈独秀到新世界散发传单，刚到新世界，就引起了暗探的注意与跟踪。当晚，陈独秀就被警察拘捕。

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在学生界、知识界引起极大震动。各地函电交驰，社会团体、学者名流、学生等纷纷行动，强烈谴责反动政府的行为，一致要求当局立即释放陈独秀。9月16日，在社会各界的积极营救和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北京当局不得不做出退让。警察厅同意陈独秀以胃病为由，“准予保释”，但不得擅自离开北京，不得从事政治活动。陈独秀获释出狱后，北大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李大钊也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诗《欢迎独秀出狱》一文以表兴奋之情。

陈独秀在被捕事件后，社会影响与日俱增。1920年2月4日，他受邀去武汉讲学，武汉报刊和国内其他大报刊均以大字刊登，但湖北官厅极为惧怕，明令陈独秀停止讲演，速离武汉。陈独秀在压迫言论之下，于2月8日傍晚，乘车返回北京。但他哪里知道，在北京，一张捕捉他的大网正在缓缓拉开。

回到北京后，陈独秀辗转去了李大钊家。李大钊劝陈独秀去往更加安全的上海，于是二人连夜来到北大教授王星拱家。王星拱给陈独秀戴上一顶毡帽，让他穿上王家厨师穿的一件油渍斑斑的背心，装成病人。李大钊带几本账本及店家用的红底片子，装成生意人。两人雇了一辆骡车，连夜出朝阳门，直奔天津。就在那辆不起眼的骡车上，李大钊对陈独秀说“仲甫啊，我们中国是不是也要走俄国的道路啊，建立一个俄国式的政党啊？”陈独秀回答到“这件事情要搁早先我不大会赞成”，早先陈独秀有一个观点就是：不成立为一个阶级服务的政党。“但是现在我们应该考虑了。”一路上，他们畅谈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彼此的思想碰撞让二人都感到前所未有的畅快。

到达天津后，陈独秀乘船去往上海。随后，二人相继在北京和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不久全国各地群起响应，一时间形成了燎原之势，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份党内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也应运而生。就这样，在黑暗的中国大地上，“共产党”的旗帜开始迎风飘摇，同时也有力推动了日后中共一大的顺利召开。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此后便走向了世界历史的舞台，也成就了历史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

（来源：《《日出东方——中国共产党创建纪实》 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