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稀之年，回忆人生，历历在目，感慨万千。虽然有些坎坷，但柳暗花明，终遂心愿。比起那些先我而去的亲人、朋友、同学、同事，我是非常幸运的，更不要说那些为革命、为国家做出卓越贡献又遭迫害的人了。人的一生从理论上讲应该掌握在自己手里，但又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如家庭、国家、社会、机遇等等。有些是可以控制的，有些是难以抗拒的。在同样情况下，有的可能倒下了，有的站起来了，甚至成就一番事业，这就因人而异了。
我出生在抗日战争前夜。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为了躲避日本强盗的蹂躏，到处逃难，有家不能回。从一生下我，父亲便举家随单位避难外迁，把我扔在乡下一位乡亲家。虽说这个家生活艰苦，每年青黄不接时（即新粮下来之前）要吃糠咽菜，有时还要向亲友借粮才能度过饥荒，但因为年龄小不懂事而无忧无虑。我不知道自己还有亲生父母，因为一直没有见过面。12岁那年，工作在金华的父亲把我接到身边，我才第一次认识亲生父亲，并开始正规上学读书。解放前夕，父亲病退回到湖州老家。新中国成立那年我小学毕业，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无法供我继续学业。幸运的是，我依靠申请国家助学金，艰难地读完了初中、高中。
1955年我高中毕业准备考大学。听说考理科的人多，我认为考文科也行，但学习费用如何解决？正在迷茫之际，班主任带来一个好消息：大连海运学院的老师专程到我们这里招生，条件要求比较高，我是被选中者之一，学校不收学费，食宿也由国家供给。这是个多么好的消息啊，我同意报考。经过统考，录取了。我和几位同学一起踏上征途，从太湖边上的浙江湖州来到辽宁大连的凌水河畔。一进校门就有不少学兄学姐热情地迎接我们，并给我们介绍专业。船舶驾驶专业将来可以当船长，驾驶着万吨巨轮遨游世界，我就学这个专业吧。就这样，我的命运与大海和船舶有了不解之缘。五年的大学生活，不仅是学习理论和上船实习，也经历了不少"运动"。如大鸣大放大字报，"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大办钢铁、除四害等等。还多次下农村抗旱、修水库。自己表现比较积极，学习成绩也挺好，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在大二就写了入党申请书，自己也在努力着，但一直是党外积极分子，入不了党，就连毕业前远洋实习也没有我的份儿，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差在哪里？可毕业时我获得了优秀毕业生称号，还分配我留校当老师，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安慰，也是对我五年大学生活的肯定。虽然分配在船艺教研室不是我的选择，但服从分配是无条件的。党和人民培养了我，叫我干啥就干啥。为了培养我的实践能力，在毕业那年年底就派我上"红专轮"实习船当三副。当年的三副管的事情可不少，业务上除了值班外，还要给学生讲课，负责船上的航海资料、航海仪器，行政上兼管账目、各种票据、粮票、油票、烟票……，社会工作方面还担任团支部书记、工会宣教、办黑板报等等，确实忙得不亦乐乎。本来是锻炼一段时间回学校教学的，可上船容易下船难，干了三年三副，干二副，负责运输装卸工作。因为是国内航线航程短，配载和装卸比较频繁，货物种类十分繁杂，货仓条件又不好，遇到的问题很多，这也为日后的远洋大副业务奠定了基础。当时的"红专轮"不仅担负实习和生产任务，每当春节期间没有实习生时就运载旅客，真是一船多用。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可谓是我们党、国家和人民翻天覆地的大动荡，当然也打破了我的平静生活。一直自我感觉良好的我，一下子被打成了阶下囚，我才真正体会到"祸从口出"的含义。我成了牛鬼蛇神，住进了"红专轮"的"牛棚"。此后就是没完没了的检查、批斗，有时还挨打。我怎么能想得通？我长在红旗下，从学校到学校，一直在努力学习、工作，要求进步，怎么会变成反革命了？可是眼前又没地方去讲理，我想到过轻生。在批斗我三天后，一位工宣队员单独对我说："经过了解，你在学校里的表现还是好的，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既然这样，何不告诉群众组织，把我解放出来？但是没有，还是检查、批斗，久而久之，没有什么新的内容，也就习以为常了。1969年我公休后回船，造反派头头对我说，毛主席号召干部走五七道路，有的上五七干校，有的直接下乡劳动。我想，既然是毛主席号召，我哪有不响应之理？反正在船上我也是个多余的人，就当即表示，响应号召下乡劳动，我选择回南方"妈妈"家农村。当时的"红专轮"已不属于学校了，而是连船带人都交给了上海海运局大连分局。局领导还是很重视，专门派人和我一起回南方落实下放事宜。因为我从小在这里长大，大家对我都很熟悉，很快就落实了。虽然是带薪下放，但下放多长时间心里没底，一旦停薪我就要靠挣工分生活了。尽管生产队长总是照顾我做点轻活，如给队员记记工分，分配农产品，大热天烧点茶水，晚上读读报纸学习材料等，但我还是不敢怠慢，尽量和社员同劳动，对于"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有很深的体会。特别是双抢季节（抢收抢种）不是一个"苦"字就能概括的。夏天本来就是天亮得早，黑得晚，可农民们天不亮就出门，天大黑才回家。下午时候，水田里的水温很高，赤着脚难以下伸，连续插秧腰像要断裂一样。一到傍晚，头顶上有不少飞虫蚊子之类，腿上还有可恶的蚂蝗，叮咬吸人的血。有时腿脚从泥里拔出来，好几条蚂蝗在叮吮，淌着血真可怕。经过一个双抢，不管男女都变得又黑又瘦，真是"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现在的农村除少数边远地区外都机械化了，条件大不相同了。由于劳累，饮食又不匀，有一年我先后两次胃出血，还有一年我被评为五好社员。
随着大连地区五七战士陆续返回原单位，我也被调回大连上船工作。三年时间变化很大，原"红专轮"上的水手、机匠，大部分都当上了驾驶员、轮机员，有的已是船长、轮机长了，我调回去当然还是二副。更可气的是，听说公司要接一条三千吨的新船，原定我去接，却又不让我去了，可见文革的阴影还没散去。后来经我的一位老同事推荐，我去上海参加监造三千吨油轮工作，但进展也很慢，整天往来于招待所和船厂之间，何时开工遥遥无期。
文革后期，由于对一些管理制度和方法看不惯，并考虑到我和家属多年两地分居，看不到有解决的希望，萌生了离开公司调回家乡工作的想法。通过家属的努力，我被调动到金华化工厂。当时正值粉碎四人帮，叫我先搞大批判，过后又把我调到行政科、供销科、汽车调度室，最后调工会搞职工业余教育。
1978年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针对当时科技干部大量流失的现象，号召科技干部归队。我也曾联系过杭州交通学校，因为该校有航海专业，而且负责人还是我们的学长，欢迎我去。但由于该校已迁往杭州郊区，家属户口不能进杭州市区而作罢。后来浙江省水产厅需要对所属大型船舶船员培训考核，并兼管安检工作等而查到我的档案，主动联系我，并答应家属等一应安排。据说联系的这位干部犯错误了，没有调成。再后来大连海运学院、大连远洋公司先后来函希望我全家迁来大连工作，我选择了回母校，因为那里有我熟悉的领导、老师和同学。1981年春节后，我们全家来到大连海运学院，我还是在船艺教研室，爱人在幼儿园从事幼教工作。本想从此安心教学工作，不料此时学校正准备接收一艘新的实习船--"育英轮"，考虑到我在"红专轮"工作多年，对船上工作比较熟悉，派我去接船并任大副，这对我来说又是个考验。下放改行多年了，而且过去是跑国内航线，有20多年没接触英语，一下子从外国人手里接船跑国际航线，心里没底。但领导这么信任，我没有理由拒绝。这一次上船后再没有下船，一直干到我退休。1993年，当时管理实习船的生产处通知我下船，准备考船长。以前船长是由组织任命的，包括其他高级船员都不需要考试。为了提高船员素质，正规化管理，新规定要经过考试合格才能发证上任，而且船长要考9科。只有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我担心不行，可领导一再鼓励我，就只好试试吧。虽说学生时代有点基础，但毕竟荒废多年，压力很大，当然动力也很大。当船长是我的奋斗目标，我的同学们基本上都当了船长，特别是远洋公司提升更快，都是老船长了，我也该当船长了。由于我好长时间不看书了，那段时间真是刻苦学习，日夜奋战。功夫不负有心人，9科考试一次性全部通过，个别科目成绩更优，我的一颗心总算放下了。可是刚领到船长证书，就通知我马上去接一条外派船。中国船长还没当过就去接外派船长，哪能不担心？思虑再三，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决定在实践中学习、锻炼，从此就开始了我的船长生涯，这一年我已47岁，虽然晚了些，但毕竟是实现了我入校时的梦想。
我的航海经历大部分时间是在实习船上。除了"红专轮"，也上过"育红轮"和"郑和轮"，参加了"育英轮"的接船和改装工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有幸参加了我国第一艘万吨级远洋实习船--"育龙轮"的申报、论证、设计、监造到试航的全过程。以前的实习船都是旧船改造而成，条件设备比较差，船况也不太好，不能跑远洋。随着国家经济状况的好转，交通部同意拨款建造一艘符合远洋实习要求的船舶，由我国自行设计和建造，这是第一次。我们参照国外实习船的资料，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与上海船舶设计院反复论证，提出了方案，经交通部及学院有关专家审核，反复修改达五次之多才敲定。设计完成后，在建造厂问题上一直定不下来。我们当然想尽量少花钱造好船；而船厂方面因为只造一艘船，各方面成本较高，思虑较多，最后通过招标落实在广州文冲船厂。当时该厂还没造过这么大、设备先进的船，我们监造组人员也是第一次参加监造工作，各方面难度都比较大，钱永昌部长还亲自到船厂来检查指导。在设计院、船厂、船检等各方及校友大力支持和关照下，于1989年"育龙轮"交付使用，首航香港。港航各界领导及校友纷纷上船参观，赞不绝口，非常自豪，标志着我国经济实力和航海教学设施都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也不知是过于辛劳还是巧合，在"育龙轮"还没退役时，参加监造的几位老师中已有二位过早地辞世了，我和另一位也做了心脏大手术，这当然是题外话。除了新船的建造外，有关实习船的管理方面也建立了一些新的制度，使管理提高了一步。
船员劳务外派，是我校船务公司的一项重要工作。我先后曾三次外派，特别是第二次，印象尤为深刻。1985年，有一艘外派船是15.8万吨的超大型船（VLCC）。因为这么大的船从未干过，学校领导到公司征求意见。我认为船舶大小只是在操纵船舶性能上有所区别，其他方面大同小异。我们作为航海的高等学府，如果不敢接而推给别人不是成了笑话了吗？我主张接受。就这样船务公司组织了一套比较坚强的船员班子，最终还是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有一次我们从巴西到秘鲁再到荷兰卸货，航程较长。由于船大不能过巴拿马运河，只好绕合恩角。但从东向西，合恩角常年风大浪高，所以拟通过麦哲伦海峡。船东申请了引水（前半段属强制引水），但海峡没过半，引水要下船，说我们只申请前半段引水。如果要引下半段，还要重新申请，在锚地等待另派引水及拖轮（拖轮一方面是保驾护航，另一方面到出口处送引水员回基地）。如果在锚地长时间等引水，耽误了时间，船东租家都不会满意。据引水讲，也有船自引。从海图上看，下半段航路更窄，但我想既然别的船能走，为什么我们不能走呢？和船上几位负责人交换了意见，决定趁着白天视线还好，我们也自己走。大家各就各位，做好充分准备，协同作战闯难关。第一次操纵这么大的船，航行在两边高山、中有险滩的峡谷之中。有的航路弯度很大，迎面只见山峰不见水路，只有船到山前才见路。大家提心吊胆谨慎驾驶，还要抓紧时间，因为黑夜来临困难就更大了。天慢慢暗下来，但离出口也不远了。大家凝重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我们胜利了。不仅没有影响航程，还给船东节省了大笔费用，他们当然会满意的。说起外派，也是感触良多，同一单位全套外派有利有弊。大家比较熟悉，工作好办，但在管理上又比较难办，特别是文革后受极左思潮影响，国内一套管理方式与国外要求有较大差距，作为船长要做到两边满意真不太容易。这次外派的时间较长，长达15个月。回来后又有了特大喜讯，经两位资深党员介绍，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年己半百的我，终于实现了政治上的崇高理想。从20岁写入党申请书，到五十岁才争取到，确实来之不易，中间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在这三十年中，虽然我不是党员，但不管是学习、工作，我一直严格要求自己。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人民培养了我，不管干什么，都要有一种责任感，尽量去做好，要为自己争气，要给国家和组织争光，绝不要因为自己没做好而影响国家和组织的声誉，这是我的要求，我想也是党的要求。
航海工作虽然很浪漫，但也有很大的风险。经常可以听到各种事故，甚至是船毁人亡的噩耗。除极少数是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外，绝大部分是可以避免的。如疏忽大意、违规违章、缺乏经验知识等等。记得我刚上船当三副时，夜间在长江口，我只顾按时定位，而忽略了避让的大事，差一点和一艘客轮相撞。一次，"育红轮"从秦皇岛运煤去宁波镇海，由于雾大被迫在舟山附近抛锚。听说上海有条船要抢先去靠泊，我为了早点去靠泊，没等雾散就起锚雾航。自己在外面瞭望，值班驾驶员也因电罗经警报暂时离开了，只有一位领导实习教师协助看着雷达。等值班驾驶员回来，发现雷达上有一条船离我们已经很近。我立即拉响汽笛，对方船也回了汽笛，我判断是在左后方，立即右满舵，只见一个黑影在距离我轮船尾20米左右处过去了，真是好险！另一次，是在接收15.8万吨大船后不久，锚泊在宁波北仑港，不了解此处锚地不佳，而且水流很急，我只是按常规拋下七节锚链，并交代值班要勤测锚位，值班二副也一直开着雷达监测。下午四点，大副上去接班，发现情况不对，就叫我上驾驶台，我看已明显走锚了。我想等机舱暖机备车，恐怕来不及了，便一方面叫大副多放锚链，一方面联系港口派拖轮协助移锚位。但港口答复因为风大，拖轮出不了港，没办法只能通知轮机长立即备车。当时轮机长在餐厅准备吃晚饭，急忙叫人下机舱。我也急了，不管车备没备好，立即要车。不一会儿，主机开动了，这时我轮与另一艘超大油轮（VLCC）距离已经很近了，对方又是摇手又是呐喊，连碰垫都准备好了，但我轮主机已动，可以操作了，避免了一起大事故。两艘超大船撞在一起可不得了，这一次大副的及时报告和轮机长破例开动主机，都是立了大功的。就在这次大风中，一艘新的外轮由于走锚撞坏了栈桥码头，新船也损失惨重。还有一次是"育龙轮"新船试航，在珠江口测速场，当时交通部、学院及船厂等有关领导都在船上，我在驾驶台一边操作，一边和旁边的人聊着天，结果疏忽了，没有调整好船位，就马上向反方向调头。当船头转到70度左右时，发现船头离岸边很近了。是不是会撞山？我问了旁边一位船长，他也表示忧虑。我想停车倒车，转而一想，由于惯性这样可能更糟，还不如顺势加速回转，或许可以转过去。我知道此处虽然离岸近，但水还是比较深的，立即右满舵前进三，再进三，终于化险为夷。在场的人都捏了一把汗。新船刚造好，万一出事，怎么得了？事后听说院长在中层干部会上又批评又表扬。类似这样的紧张局面还很多。一旦发生绝不能惊慌失措，或化险，或事故，都在一瞬间。船有风险，我个人也有过几次死里逃生的险情。除了小时候差点淹死和文革中轻生意念外，有一次在大连港，我船靠在另一船的外档。因为我家不在大连，所以傍晚出去办点事，准备回船替另一位家在大连的驾驶员值安全班。走到两船中间的跳板时，我打招呼叫另一位驾驶员回家，不料脚下的跳板突然滑下去，挂在了两船之间，我也掉下去了。下边也没有安全网。说时迟那时快，我立即转身，手臂夹住了另一船舷，没有掉到海里，如果掉下去，就不可能再上来了。当时有船员形容我像杂技演员一样，动作真快，后来他们把我拉上来真是万幸。又有一次，在锚地准备乘交通艇下地办事，当我正从舷梯往小艇上跳的时候，小艇忽然离开了。幸好一位船员眼疾手快，把我拉住了，否则也可能葬身大海了。再就是退休后，心脏搭桥手术，自己感到很严重，可心电图等检查不出来，我坚持要做心脏造影术（除非心梗当时一般不作此检查），结果发现我的冠脉堵塞已相当严重，必须马上手术，支架或搭桥。对我的情况而言，两种都有同样风险，我选择搭桥。当时大连地区做这种手术还不太成熟，虽碰巧有北京专家来连手术的机会，可毕竟还是有风险的，家里人不敢决定。我想与其提心吊胆地活着，不如碰碰运气闯过这关，生活质量会更好些，结果我又战胜了死神。中国有句古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现在确实过得很幸福。
概括我的人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给了我一个苦难的童年；新中国培养教育我，成为一个奋发的青年；但由于文革十年浩劫，浪费了我最美好的时光，我无所作为，过了一个动荡的中年；邓小平拨乱反正，使我有机会回到航海队伍，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算是有为的壮年吧；改革开放国泰民安给了我幸福的晚年。虽然我不算富有，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贡献，每月照领退休金，丰衣足食，非常知足。知足者常乐，长乐才能延年益寿。生老病死乃自然规律，任何人都不例外。老有所为谈不上，老有所养、老有所乐总可以吧。快乐地过好每一天，争取有更多的时间看看中国的迅速崛起和享受这繁华盛世。
范松荣：1955年考入大连海运学院船舶驾驶专业，1960年毕业留校任教。先后在"育红轮"、"育英轮"、"育龙轮"等学校实习船和外派船上任船长，并参加"育龙轮"的方案设计、监造、试航等全过程。副教授。
